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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5月12日电 第二批试点媒体社会责任报告12日正式对外发布，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等28家媒体对2014年度本媒体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展示。     各媒体详细报告了履行正确引导责任、提供服务责任、人文关怀责任、繁荣发展文化责任、遵守职业规范责任、安全刊播责任、合法经营责任、保障新闻从业人员权益责任等情况，并报告了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不足、改进的措施。     为强化媒体社会责任意识，促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健康发展，去年6月，首批11家试点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向社会正式发布，受到社会各界普遍肯定。为扩大试点工作成效，今年新增17家新闻媒体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试点媒体包括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人民网、新华网5家中央新闻单位和网站，北京青年报、河北日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包头日报、辽宁日报、辽宁广播电视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解放日报、浙江卫视、福建日报、江西日报、齐鲁晚报、河南日报、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南广播电视台、南方日报、四川日报、贵州日报、云南日报、云南广播电视台、陕西日报22家地方新闻单位，以及国家电网报1家行业类媒体。     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前经中国记协、地方新闻道德委员会、产业报行业报新闻道德委员会组织评议，并提交新闻出版广电、互联网、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核实相关内容。报告全文由中国记协网和相关媒体统一发布。   点击进入专题  

    5月2日凌晨，著名慈善家余彭年在深圳病逝，享年92岁。 　　他出身湖南小商户家庭，曾颠沛流离，后因购入李小龙故居“咸鱼翻身”。此后，他在深港两地经营房地产和旅游业，成为知名企业家。 　　2006年至2010年，他累计捐款62亿，被誉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2010年，他又将自己前些年捐赠后剩余的财产总计32亿，悉数捐给了余彭年慈善基金会。 　　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全球14大慈善家”，全球华人仅有李嘉诚和余彭年入选。与李嘉诚近2000亿的财富值相比，余彭年的身家远远不如，不过，他却开创了多项第一：中国内地第一个建立超十亿美金民间慈善基金会的慈善家、中国第一个以实际行动“裸捐”的人、曾被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 　　无论是在捐赠额度，还是在慈善理念上，余彭年都走在华人企业家、慈善家的前列。 　　他的财富 　　曾被诬入狱 改名赴他乡 　　余彭年，1923年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市蓝田镇一个商人家庭，本名彭立珊。他受过高等教育，主修工商管理，还曾跟随父亲在长沙等地做小本生意。 　　1949年，彭立珊在长沙担任《晚晚报》记者，他评价自己的文风是“我骂贪官骂得很厉害，他们看到我就怕”、“经常揭黑”。 　　1954年，他被人诬告“有海外关系”，被扣上“逃亡地主”的帽子，因而锒铛入狱，判刑3年。 　　余彭年说，这都是因为自己当记者时得罪了人，被人报复。入狱后，他因为表现好和有文化，被安排拆阅、分发犯人的来信，在刑期快满的前两个月，他的罪名被查证不实，得以释放。 　　出狱后，彭立珊决定暂别妻儿远走他乡，改头换面重新生活。1958年，他经由澳门到香港，并正式改名为余彭年。 　　勤杂工起步 掘金房地产 　　初到香港，余彭年身无分文，听不懂粤语，英文水平也不好，只能靠做勤杂工、建筑工、清洁工、泥水工等维持生活，一个月工资80港元，每月花10港元，住在三层床的最高层。最艰难时，他每顿饭只有一个馒头、一杯开水，还曾露宿街头。 　　“当时一般都是工作5天，但我周末也去上班，不但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打扫办公室，做公共服务的工作?！庇嗯砟昊匾洌呐Φ玫嚼习宓目隙?，后来被提拔为部门经理。 　　不久后，这位老板把余彭年带入台湾房地产市场。20世纪60年代初，有心提携他的老板以“单独出资、利润双方平分”的方式放手让他自己创业，他也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而后，余彭年看中香港股票市场的持续升温，将全部资金投放进去。但1967年股灾降临，股票指数从1700点高位狂跌至300点，余彭年资产所剩无几。 　　两次购豪宅 咸鱼大翻身 　　这次失败没能击垮余彭年，秉持“置之死地而后生”、“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信念，余彭年重新回归自己熟悉的房地产领域，不但通过地产累积大量财富，还创下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两个成功案例。 　　1973年，著名影星李小龙在港逝世，留下一套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带有游泳池的豪宅。香港人认为名气太大的人住过的房子不能去住，所以没人敢买，而时年50岁的余彭年当机立断从银行贷款70万港元，加上自己尚存的35万港元将豪宅买下，装修一新后出租给外国人居住。凭着租金，他只用8年就还清了贷款。到1996年，这套房子的价值已达7000万元。 　　另一个成功案例则发生在1975年，余彭年花250万港元买下另一豪宅，重新装修后出租。目前这套房子租给一个国际幼儿园，市值超过2亿港元。 　　深圳建酒店 坐拥四“金鸡” 　　在香港获得成功后，1989年，余彭年回到内地，买下毗邻罗湖海关的深圳黄金地块。此后，他收缩在香港等地的投资，将资金调往深圳，独资兴建了彭年广场大厦暨彭年大酒店项目。 　　彭年广场大厦高57层，仅彭年大酒店总面积即达11万平方米、客房528间，曾一度是深圳楼层最高、客房最多的五星级酒店。 　　去年9月，余彭年接受《新快报》采访时估算，他的身家接近100亿元，主要来自四只“母鸡”：香港出租物业、多家银行的理财产品、正在建设中的彭年企业家俱乐部别墅酒店度假村以及为众人熟知的深圳彭年酒店。 　　他的慈善 　　行善不容易 好多烦心事 　　余彭年的善举可以追溯到1982年。当年，他第一次回湖南老家，看到老家状况很艰苦，难过之下，捐献数千万元在家乡涟源市兴建立珊学校、处理污水的立珊水坝、彭立珊救护中心等。 　　“行善是我的养生之道，但行善不容易，有好多烦心事，好辛苦?！庇嗯砟昊匾洌?988年，他捐给长沙10辆当时最先进的进口三菱救护车，结果有一半被改装成了公车。余彭年收回这些车辆，又捐到自己的家乡，结果仍被挪作他用。 　　还有一次，“我委托一个医院做复明手术，一次性汇了100多万元给他们，要求他们每做一例手术，就要提供病患齐全的资料，但他们没有提供?！庇嗯砟旰罄捶⑾郑皆盒楸ㄊ质跏克酵躺瓶?。他报案后，深圳警方赶到湖南，医院这才把所有订金都退还了。 　　开慈善酒店 利润全捐掉 　　有鉴于此，余彭年开始寻找可持续慈善之道。 　　2000年10月，深圳彭年酒店开业，26天后，余彭年公开宣布，整座大楼经营所得的纯利润永久捐献给社会福利事业和教育事业；在他有生之年，整幢大厦不出售、不变卖；在他百年之后，整幢大厦产权不赠与、不继承，经营所得利润继续无偿捐献直至大厦使用期结束。此举开创了中国第一家“慈善酒店”的先河，也是余彭年职业慈善的开始。 　　他说，“我希望能够永久保存‘母鸡’，把‘鸡蛋’拿出来做好事。过去酒店大楼这些都是母鸡，收入都是鸡蛋。只要‘母鸡’一直存在，就能够永久做好事，这也是我的希望”。 　　2008年，余彭年在港召开新闻发布会做出承诺，将李小龙香港故居九龙塘金巴伦道41号无偿捐献，不换取任何回报。 　　但2013年6月，港媒曝出他在出售名下物业李小龙故居时，疑逼买家捐款。买家称，在交易过程中，余彭年强迫他将几千万港币捐给“深圳市余彭年社会福利协会”。 　　挣够一百亿 捐够一百亿 　　2010年4月22日，余彭年在2010年胡润慈善榜发布现场表示，“这是我最后一次捐赠，所有财产全部委托香港汇丰银行托管、监管，不继承、不变卖、不投资，全部用于慈善事业?！闭庖淮危约呵靶┠昃柙笫Ｓ嗟牟撇芗?2亿，悉数捐给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余彭年慈善基金会，至此，基金会总值高达82亿元。这些资产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银行存款17亿元；第二部分是余彭年所拥有的香港及深圳物业，估值65亿元。 　　2013年7月，余彭年再度表达心愿，“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挣够一百亿，捐够一百亿?！? 　　一年之后的8月14日，余彭年在深圳宣布，将在未来的6到8年拿出20亿元在国内20所高校设立奖学金，并捐赠14亿元为贫困地区开展免费白内障治疗手术。 　　他的人生 　　长寿秘诀：专做好事 健康长寿 　　在孙子彭志兵眼中，爷爷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到次日凌晨1点多才从办公室回来，再看会儿报纸，可能到3点多才会睡觉，下午有午休，但中间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主要都在工作，双休日也是如此。 　　余彭年说，“知足常乐，不贪财，不做坏事，专做好事，做好事有好报，健康长寿，你不相信也要相信，这就是长寿秘诀。” 　　人生总结：工作第一 没有二奶 　　2003年，余彭年亲自动手编撰了一本《余彭年画册》，给自己做了总结：“余彭年先生一心以事业为重，工作第一，从无休息日，是一位工作狂的企业家，哪有时间去找女朋友，余先生不但没有小老婆，连一个女朋友也没有。他一心一意做生意，做好事，将全部财产捐献出来，史无前例，令人敬佩。” 　　语录 　　余彭年的办公室挂着一幅书法作品，上写：“世上只有锦上添花，到哪里去找雪中送炭？登天难，求人更难，黄连苦，求人更苦，人到无求品自高，助人行善是快乐之本?！? 　　2003年，余彭年曾写下：“儿子强如我，留钱作什么；儿子弱如我，留钱作什么……与其将钱留给儿孙花天酒地，不如自己享受做好事的好?！?

徐永光：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       NGO转型做社会企业，成功率低     《中国慈善家》：2014年11月，你率社会投资之旅访英；早在2010年，你也曾前往英国考察社会企业，这两次有哪些不同？分别有哪些收获？     徐永光：上一次是社会企业“探秘”之旅，带着很多问题前去，例如希望搞清楚社会企业的概念。尽管当时英国的社会企业偏于社区利益公司，倾向于不分配利润模式，但参访后我们的结论是，不要问社会企业是什么。就是不必纠缠于它的运行模式、投资、分配结构。只要是本着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按企业化运作的机构，就是社会企业。     这次去英国考察，主要是考察社会投资，发现英国的社会投资越来越发达，有各种各样的投资工具、模式，有资助类的，有股权投资类的，有债权类的，还有天使投资加孵化的。政府推动与企业、NGO合作的社会影响力债券、大社会资本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慈善家》：每次海外参访，你总会带回来一些重大的创新项目，例如2009年率非公募基金会团参访美国后发起成立基金会中心网，上次参访英国后你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去年倡议发起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联盟。这一次，有哪些可以引进来的新模式？     徐永光：基金会中心网发起设立，我几乎是直接操盘，全力以赴去做的。现在当然还会努力推动一些创新模式的落地，虽然不会直接操盘，但必须实实在在做一些事。     这几年英国的社会投资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推动。英国首相卡梅伦亲自出面支持创办了“大社会资本”，协调银行把15年以上没有动过的账户款项，用于社会投资，总共多达4亿英镑。卡梅伦说，就像伦敦金融城向企业提供资金一样，大社会资本重点就是为帮助社会扩展提供资金，将有助于解决英国的社会问题?！按笊缁嶙时尽庇啥懒⒌亩禄峁芾?，与来自社会的资本一起进行配比投资，以其强大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大的社会投资，目前运作良好。这是一个由政府、商业银行和社会共同实现的重大社会创新。其实，中国的商业银行也有大量类似的呆滞存款，假如也采取政府、银行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模式，可以做出大文章来。     在英国期间，我们参加了亚洲与英国社会企业论坛、英国社会投资年度大会和中英社会企业界合作论坛。英国同行对于中国社会企业领域的发展非常关注，期待与我们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英国社会企业孵化器做得很好。由政府和基金会投资，由一批有经验的投资家操盘。孵化器在全欧洲征集社会企业项目，在征集到的100个项目中，最终选定10个，每个给予15000英镑投资，占其6%的股权，并对其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密集辅导。这个项目目前投入资金仅为几十万英镑，项目首轮融资则已经超过1000万英镑，说明比较成功。访问团希望借力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创建中国的“社企硅谷”孵化园。社会企业的培育需要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发现好的社会企业的创意，有专业的社会投资家进行投资，并同时提供技术、管理的辅导，最后让他们走向独立发展。     《中国慈善家》：你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并推动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你认为这个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徐永光：最近五、六年来社会企业在中国热度提升，得益于英国大使馆文化处与国内多家机构开展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社会企业热基本上热在NGO圈，不少NGO学员经过培训后转型做社会企业，成功率很低，主要是从NGO到企业，“频道”转化难。第二个问题，实操层热，投资层冷。没有投资界关注，中国社会企业不可能发展。后来在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基础上建立了投资平台，但规?；购苄　＝衲杲倏泄缁崞笠涤肷缁嵬蹲事厶?，形成公益界投资界跨界联盟，目标就是全面构建社会企业与投资市场。     教育、养老、医疗领域的民非有转型社会企业的机会     《中国慈善家》：接下来有做起来的空间吗？     徐永光：社会企业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需要用社会创新的办法特别是通过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力量来解决。去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要搞公益创投、公益信托和用金融手段发展慈善事业。这是政府支持社会投资的重要信号。     实际上，中国已经有许多私人投资于教育、医疗、养老、残疾人、儿童、环境?；?、有机农业以及扶贫小额贷款的营利或非营利组织，数量在20万家以上。但他们还处于缺乏制度保障的潜在社会企业阶段。我在英国下议院“英国-亚洲社会投资政策对话”上说，“相信经过未来5年的制度建设和推动，中国有望成为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第一大国”。     《中国慈善家》：“未来5年中国有望成为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第一大国”，这是一个大胆的预测，有哪些支撑的条件？     徐永光：预测的背景是民非制度破局、社会投资开闸。自去年以来，中央相继出台系列配套政策，鼓励对教育、养老、医疗领域的社会投资，这将激励优秀的民办养老机构、民办医院和教育类社会企业的大发展。社会投资的进入，也改变了上述领域原来以公益性、非营利性惨淡经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生存状态，使之走出困境，获取全新的发展空间。     制度破局的关键点是社会投资法人财产权得到?；?。过去两、三年，我对民非制度“假私济公、遏制投资”有很多批评，乃至使用了“民非制度四宗罪”的激烈言辞，因为这个制度在养老、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固守早已不存在的非营利“贞操”，慕虚名而处实祸，遏制了数万亿社会投资进入上述领域。因为私人投资民非无投资人财产权、不得分红，机构无法人财产权、无融资权，这对社会投资关闭了大门。去年以来，中央关于鼓励教育、养老和医疗社会投资的新政接连出台，民非制度困局基本得到了化解。     《中国慈善家》：国务院关于养老、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文件似乎没有直接针对民非制度的改革，你是如何得出“民非制度困局基本得到了化解”的结论的？     徐永光：今年1月7日，国务院通过对《教育法》等法律进行一揽子修改的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过去民间办教育，不仅是大中小学，甚至办任何培训学校、培训班，都需要教育部门批准后，到民政部门进行民非注册。这些机构表面上是非营利的，实际都在赚钱。民非教育的新政放开了非营利的捆绑，任何民办学校都可以自己选择非营利还是营利。民办养老院、医院也是如此，根据新政，你可以自愿选择民非登记或企业登记。选择营利的，就进行企业登记，无需假私济公；选择非营利的，就要确保公益性，不得假公济私。新政的精髓就是鼓励社会投资，?；に饺瞬撇?。过去一些领域不允许私人投资、一些领域歧视私人投资，现在从禁止到鼓励，从歧视到优惠。包括土地供应的优惠，税费的减免，用电用水按照公共事业的价格等等。     比较有意思的是，对于养老和健康产业的民办机构，政府还很微妙地给出了投资人一手托两家的设计，你可以同时办民非和企业，民非轻资产，企业重资产（购地建房），双方可以产生租赁、购买服务等关联交易，但需要进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上述三个领域，现在有20多万家民非，在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新政推动下，必将刺激数万亿社会投资、带动数十万家社会企业的发展。英国是全世界社会企业最多的，也就7万多家，中国5年内超过英国是毫无悬念的。     《中国慈善家》：在这几个领域，有没有比较好的案例证明民非改制后的巨大成长空间？     徐永光：据权威部门研究称，养老服务的市场供给只能满足市场需求的10％，这与养老类民非难以吸引社会投资有直接关系。浙江绿康老年康复医院的案例，可以窥见社会投资对于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价值。     绿康医院由来自浙江玉环海岛的临床医生卓永岳创办于2006年，医院定位于失能失智老人的医养护理。经过8年努力，绿康成为国内老年医养院中的佼佼者，服务供不应求。但囿于民非体制，要想扩大规模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首要的问题是谁来做有去无回的投资？一位投资界的朋友考察了国内30多家养老机构，发现绿康医院模式的市场需求与发展优势，决定用社会投资复制绿康模式，入股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风险投资进入一年多来，绿康新开张4家医院，并且实现了服务质量与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绿康医院的发展规划是，到2016年在浙江省建成25家，未来可望上市。     《中国慈善家》：养老医院，政府、NGO和市场都有在做，为什么一直难有起色？绿康有什么窍门？     徐永光：绿康医院拿到了国家医保、养老、残疾人福利补贴及各项政策的扶持，地方政府排着队请他们去，免费或以象征性成本提供场所，还有老年公寓开发商免费提供一座楼，只求挂上绿康医院牌子。入院老人个人承担费用每月只需3000至5000元(包括伙食、护理、康复和医保个人负担部分)，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而绿康医生护士和护工的薪酬待遇则居同行业中上水平—员工素质与服务质量是成正比的。     绿康是一家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尽管他们自己并不以此自诩）?？戳寺炭担倚聪铝思妇渥芙嵊铮郝炭的Ｊ秸攵浴耙皆和馔?、家庭难照料、社会有刚需、国家应担责”的老年特殊群体的服务难题；也基于发展老龄服务事业“政府有分工、部门各管账、九龙难治水、自己干不好”的政府公共服务管理困境；根据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建立惠而不费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的目标，赶上了政府“办事不操盘、财政重指引、服务社会化、惠民不费银”的改革好时机；走出一条国家政策指引和财政支持，专业机构运作，社会投资推动的“投资闸门开、民办公助兴、力排百姓忧、亦解政府难”的社会福利发展创新模式。     从绿康模式可以看到，中国有诸多社会问题、社会服务需要解决和供给，面对一些社会难题，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想做做不好；NGO无钱、无权、缺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出于逐利动机，不想做，抑或滥做。唯有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能有效运用商业化手段、保持可持续市场的社会企业才能担此重任。这种商业模式在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资源效率和追求服务质量上的能力是NGO望尘莫及的。     非营利部门失灵，需要社会企业     《中国慈善家》：之前你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似乎并未受到关注，就是非营利部门的失灵。政府失灵、市场失灵，我们耳熟能详。但是非营利部门也会失灵，实为新鲜的思想。你上面的分析，很清晰地看到了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非营利部门失灵。     徐永光：对，非营利部门也会失灵。非营利部门不缺理念、爱心，但是缺少的是能力和市场化的观念。所以他们经常用道德优越感，来原谅自己的低效率，这在中国还是很明显。     除了养老，在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上，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都不灵。所以要有社会企业来解决。     现在有一个天大的市场，就是家政服务市场，需求在3000万人，加上养老护理市场，总需求在5000万人以上。而这个市场的供给几乎是垃圾市场的水平，一个退休部长找不到合适的保姆，就足以说明问题。十多年以前，我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家政服务市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写过关于发展家政服务业的提案。     《中国慈善家》：在家政市场，社会企业应该如何做？     徐永光：我的政协提案主要讲家政服务市场的发展，政府不能缺位；家政服务人员的培训，应该由政府买单。现在，开家政服务公司，几乎没有门槛，一个农村文盲老太太在城里租个门脸，就可以给我们派家政服务员。就算正规的家政服务公司，也是不愿意提供人员培训的，因为培训完了以后，可能就离开了，为别的公司做嫁衣裳。把中国的家政服务业做好，除了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还需要企业家有理想、有理念、有投资实力、有长远规划、有精到的内部管理和员工发展规划，从招聘员工开始，就决定你是否能够成功。做好这个市场就是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刚性需求；一般企业做不好，NGO模式，或NGO思维的家政服务机构则做不大,只有社会企业才能做好、做大这个市场。     《中国慈善家》：你对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界定，非常前沿，时有不同的声音，你会怎么回应？     徐永光：社会企业在中国，不要以投资者是否分配利润作为标准，而是看其是否以成功的商业模式有效解决了社会问题来评判。并且我坚信，只有引进了私人投资并且分配利润的社会企业，才适合在中国的发展。     社会企业的鼻祖尤努斯先生主张社会企业不能分红。去年尤努斯先生来中国，我很礼貌地与他探讨这件事，我说：“尤努斯先生你是神，我们是人。在中国，投资社会企业如果不能分配利润，只能靠捐款来办，不会有社会投资。”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反复去争论。社会企业在中国，首先是要做起来，空谈误事。     《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之于公益事业发展的价值在哪里？     徐永光：简而言之，社会企业就是用商业化手段做公益，它不仅不消耗资源，还在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和提供民生需求的同时创造财富。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关键词是调结构，稳增长。发展社会企业，激发社会投资，就是为调结构和稳增长做贡献。因此可以说，社会企业是公益进入主流、通向新常态的桥梁。       撰文：宋厚亮     来源：《中国慈善家》4月刊封面文章，原文标题《徐永光：社会企业是公益通向新常的桥梁》     原文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5-04/22/c_127718531.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1

■ 案例 　　2005年，37岁的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来京务工人员王建民在同仁医院去世。事后家属称，因王建民身无分文，院方在“检查没有生命危险”后，拒绝予以治疗。王建民在同仁医院一楼走廊厕所门口的担架车上疼叫半夜，在呼救声中死去。随后，王建民家属向同仁医院提出人身损害赔偿。该事件曾引发社会持续关注。 　　近日，北京市明确将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明确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无条件救治急重危伤、需要急救的患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推诿或拖延。同时，将设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对确无医疗费支付能力的急重危伤患者予以补助。 　　医院须无条件救治急重危伤 　　据北京市近日颁布的《关于建立北京市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北京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积极承担应急救治义务，对急重危伤、需要急救的患者无条件救治，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推诿或拖延。 　　意见称，应急救治应坚持及时、有效、合理的原则，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对于需要转诊的患者，还应根据其病情，按照就近、合理的原则及时组织转诊等。 　　什么样的患者属于急重危伤？记者昨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需要紧急救治的急重危伤病标准及诊疗规范，已对需要急救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了详细界分，比如心率小于每分钟50次或大于130次等，像休克、心脏骤停、呼吸衰竭、急性中毒等，均属于急重危伤病之列。 　　可预先向医院划拨周转金 　　意见明确，北京将通过政府财政投入和社会捐赠等渠道，筹集设立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目前，该基金的规模尚未确定，将由市财政局负责制定市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将确定基金的筹集规模、补助方式与标准。 　　按照规定，今后疾病应急救助基金补助资金将纳入财政预算，并将中央专项补助资金纳入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统筹安排。 　　目前一些医疗机构应急救助任务重、资金垫支压力较大。对此，今后基金经办管理机构可参照上一年度实际发生费用，采用年初先预拨、定期结算、多退少补的形式，向医疗机构拨付周转金。 　　不得支付有能力患者急救费 　　按照要求，该意见是北京市针对困难群体建立的医疗救助保底政策，主要是解决极少数因身份不明、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患者的医疗急救保障问题。 　　但疾病应急救助基金不得用于支付经查实身份、证明有负担能力患者的应急救治费用。如果患者涉嫌骗取、套取应急救助基金，医疗机构和基金经办管理机构应及时向其追偿欠费，并将所追回资金退回疾病应急救助基金。 　　■ 追访 　　市卫计委将制定补助标准 　　近年，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亦多次强调，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严禁以任何理由拒绝和推诿患者，确保患者就诊权益，否则将问责医疗机构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 　　针对部分“无力支付”急救患者，此前北京已建立多种社保、救助类支付渠道。相应患者或可通过工伤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农合医疗资金、医疗救助基金、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等渠道，支付应急救治费。此次办法也规定，这类患者须先通过相应支付渠道申请支付。 　　但业内人士称，目前在北京确实还有极少数情况，比如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无力支付紧急救治费的患者，也致使医院先行垫付的相应急救费用无法追回。补助制度的建立可令医院在依法承担应急救治义务同时，给予补助保障。 　　今后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将负责牵头制定市疾病应急救助补助的具体标准，以及应急救助对象身份和支付能力确认的规范与流程等。（记者温薷）   来源：人民网 原文地址：http://ccn.people.com.cn/n/2015/0304/c366510-26633216.html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的测算，大病患儿基本医保的实际报销比例在20%~45%之间。由于设置了封顶线，当农村患儿和城市患儿医疗费用分别高于一定程度时，实际报销比例还会进一步降低?！备霉嫜芯吭憾＠芯恐行难芯恐鞴芴镌案嫠咧泄嗄瓯钦撸卮蠹膊』级床」?、看病难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高，基本医保对重大疾病实际报销比例有限；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许多大病患儿需异地治疗，而医疗保险的县级统筹方式与这种异地治疗的需求相抵触，异地就医不仅程序复杂而且报销比例低；政府医疗救助虽然对贫困群体进行了救助，但救助额度小，救助时间滞后。实际报销比例有限，个人负担费用高——基本医保对重大疾病的实际报销比例在45%以下，基本医保的报销比例在20%～45%，超过20万元以上医疗费用的疾病实际报销比例还会更低。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大病救助与慈善组织参与现状报告》，儿童各类重大疾病患病人数按照疾病的危险程度和对家庭造成的影响，儿童重大疾病主要包括白血病、恶性脑肿瘤、再生障碍性贫血、儿童川崎病等。 　　近年来，白血病、终末期肾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重大疾病在儿童中的发病率不断上升。 　　儿童各类重大疾病治疗费用低则几千元，高则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不仅不同的疾病种类治疗费用不同，即使同一个疾病，不同的分型、不同的年龄、不同严重程度的治疗费用也相差甚远，如终末期肾病(或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 急性肾功能衰竭)透析费用6万～10万元/年、换肾40万～50万元，白血病花费10万～60万元，血友病10万～20万每年，恶性淋巴瘤10万～30万(化疗)，自体移植平均费用10万元。 　　2011年医保覆盖比例数据显示，再生障碍性贫血，终末期肾病，白血病，恶性脑肿瘤等疾病，医疗费用当年花费18万～20万元，基本医保报销6万～7万元，血友病恶性淋巴瘤花费15万元，医保报销6万元。 　　田园说，门诊检查费和药品费是大病患儿和慢性病患儿的一笔大开支，而我国基本医保门诊统筹的保障比例低，封顶线也低。一般门诊统筹名义报销比例只有43%左右，封顶线不到1500元，使得慢性病或需大额门诊费用的大病患儿能享受到的医疗报销极为有限。 　　我国自2003年起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目前已建立了以基本医保、大病医保、医疗救助为主体的医疗保障机制。2012年，新农合、城居保、医疗救助三项支出总额达到3287亿元。 　　然而，全国层面的儿童大病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一方面，基本医保对重大疾病的实际报销比例有限，而对重大疾病进行二次报销的城乡大病医疗保险尚未普遍实施；另一方面，儿科医疗资源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迫使大病患儿异地就医、医疗保险县级统筹与异地就医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等。国家虽然对大病患儿进行了救助，但救助额度和救助时间无法满足大病患儿的就医需求。 　　据《中国儿童大病医疗保障与社会救助分析》介绍，为了提高对重大疾病的保障力度，我国从2010年起陆续将一些重大疾病纳入重大疾病住院补偿范围内，疾病种类从两类增加到22类，其中4类疾病为专门针对儿童展开的病种。2010年，我国开始对儿童白血病和儿童先心病进行提高住院补偿水平的试点工作，规定新农合对这些试点病种的补偿比例要达到限定费用的70%，对贫困家庭再进行不低于限定费用20%的医疗救助。2012年，卫生部进一步将重大疾病的保障类别提高到20类。2013年，要求在20类病种的基础上，将两类儿童大病纳入试点范围。至此，有22类疾病纳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试点范围，对住院病人的平均救助额度为1600元。作为医疗保障的最后一道安全网，2012年，民政医疗救助的平均封顶线为1万元，中西部的封顶线为6000元。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测算，2013年政府医疗救助城市和农村医疗救助的平均水平为826元和684元，对住院费用的平均救助额度为1600元，该救助额度对一般住院病人来说，可缓解自负费用的压力，但对于治疗费用高昂的重大疾病患儿，救助力度有限。以中国公益研究院访谈的山东沂蒙山某白血病患儿为例，患儿治疗费用共花了将近70万元，自负费用为54万元，当地的政府医疗救助只救助了2000多元；某河北白血病患儿，医疗费用共花费100万元，自负费用为90万元(由于生病第一年没有参加新农合，只在第二年参保后报销了十几万元)，政府医疗救助只能救助6400元。本报记者 王晨 通讯员 门开阔   来源：新华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5-04/14/c_127686918.htm

本报记者 张守帅 黄泽君 　　用商业模式做公益，用赚取的利润做慈善—4年前，陈涛和几个小伙伴认为，“社会企业”是比纯公益更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 　　时至今日，他依然认可这一理念，却说难再去实践。这位资深公益人士，曾用超过3年的时间开公司帮农民卖鸡蛋，但现实“寒流”，让他“血本无归”。 　　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军，帮助郫县安龙村种植有机农业有十年光景，她也曾萌发过创办社会企业的想法，又在一次次纠结中最终放弃，怕背负“道德包袱”。 　　与三年前在公益圈中的热度相比，社会企业似乎在尴尬中呈现降温之势。记者调查发现，作为舶来品，社会企业距离扎根尚缺信任土壤、制度文化，甚至实践者对“利润”的态度莫衷一是。 　　1“慈善”能否为市场行为加分？ 　　陈涛想做“真正的”社会企业。 　　一开始的“理想”设计是：向农民免费供应优质鸡苗和粮食，发挥IT专业所长，用互联网营销鸡蛋，一月内卖不掉的，宁肯拿给流浪小动物吃，也不上市…… 　　2011年，投身公益圈两年的陈涛，拿出工作以来积攒的20万元，跟朋友创办了“南夏春”。他笃信社会企业的宗旨一定能够实现：一个鸡蛋卖3.5元，扣除成本后的1元利润，全部返给农民，用于乡村建设。 　　听上去很美，却被市场淋了一桶冰水：因为缺少约束，收鸡蛋的时候，一些农民说“鸡早死了，哪来的蛋？”；好不容易收回蛋，却成了积压的库存，“慈善蛋”难被消费者认可。 　　陈涛揶揄：“有一条倒是实现了，过了最佳食用期的蛋，捐到了双流动物救助中心?！蓖督サ那坑猛辏娜兆右ＲＮ奁?，坚持2年后，陈涛选择退出。 　　他创办社会企业那年，正是这个概念无比火热的时候。据他观察，当初那些跟他一样付诸行动的人士，坚持者已经寥寥。 　　汪剑超算是一个。但陈涛们认为，他的“绿色地球”开始盈利，多了一丝“运气”成分。“绿色地球”的创办初衷是解决城市居民垃圾分类问题。商业模式是：通过以积分兑换奖品，引导居民的分类行为，居民聚集到一定数量后，出现商机。 　　起初也做得挺不容易。“一年时间，垃圾桶、系统研发等投入200多万元，看不到一点利润，又不想放弃，挺尴尬?！? 　　就在汪剑超最困难的2011年，成都试点垃圾分类，“绿色地球”所在的锦江区采用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汪剑超竞争中标—这让他获得3年2000万元的政府采购，任务是培养8万户居民的垃圾分类习惯。“现在一个月能收300吨可回收垃圾，卖掉这些可再利用的垃圾，就是企业的收入。”他说，企业就此已实现收支平衡，8万户居民还能带来一些广告等收入。 　　但“圈里”讨论最多的却是“假如没有试点呢”？结论是“他不一定能再多坚持一年”。 　　成都市云公益发展促进会会长郭虹，长期关注社会企业，也见多了失败的案例。她认为，社会企业也是企业，初创期会面临所有创业者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如资金、销售、团队等，“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适应能力，连生存都困难，又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 　　2分配利润的“身份纠结” 　　田军的纠结，在公益圈里很普遍：做公益就得纯洁，和盈利挂上钩，就有点说不清了。 　　她扎根安龙村十余年，面对当地颇有名气的有机农产品，她不是没动过“做买卖”的心思，可心里更多的是“煎熬”：“做公益的初衷就不是为了赚钱，但企业的目的就是赚钱?！彼醯谩癶old不住”两者的平衡点，更担心规模扩大后不能守住初心。 　　公益与赚钱，这对矛盾组合也困扰汪剑超。即使拿过社会企业奖，他仍不认为“绿色地球”是一家社会企业。理由很简单：一般对社会企业的理解是不分红，盈利也都用于公益事业。可“最艰难的创业日子里，工资都发不出来；如果盈利了，你忍心不给伙伴们分红涨工资”？ 　　在陈涛的创业生涯中，他面对最多的消费者质疑，同样是“身份”。“我们的土鸡蛋真赚不了多少钱，定价的时候，还给消费者公开过价格组成，其中一部分用于乡村再建设?！笨伤健肮胬蟆?，越被“道德拷问”：“还有不赚钱的企业？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把钱分了？”甚至以往合作很好的基金会也质疑：“一个企业，怎么能申请到公益资金？” 　　在这样的质疑声中，鸡蛋销量节节下降，卖不掉的鸡蛋堆积在办公室的每一个空地……“消费者并不是不愿意参与公益，更多的还是身份与信任的问题?！背绿嗡?。 　　今年3月，广东顺德出台了首批社会企业认定和扶持办法。根据办法，社会企业的业务类型包括促进就业、提供社会服务、扶贫、教育提升、环境?；さ?，通过认定的社会企业能够获得政府的金融扶持、导师帮扶等。 　　对于社会企业家们最纠结的利润分配问题，上述办法明确，社会企业用于股东分红的经营利润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这对成都来说，或许是个启示。 　　3受帮扶者做社会企业如何？ 　　有一天，陈涛恍然“醒悟”，组织农民统一生产，这不应该是合作社的事吗？“我何必越俎代庖？” 　　雅安地震后，他成立了一家社会组织，脱掉了“社会企业”外壳，基金会的态度也因而有了明显转变。他申请到资金后，重返乡村，关注农业生计。 　　“给农民做培训，组建合作社，帮助他们生产健康农产品，让他们拥有销售能力，也为他们寻找销路?！闭饩褪浅绿蔚摹靶鹿ぷ鳌?。此外，他还从另一家慈善机构获得6台工业缝纫机，组织了一个城市社区部分失业却有劳动力的妇女加工服装。 　　陈涛这次感觉不错—既不用亲力亲生产，又不用焦头烂额于销售，但对人们的帮助似乎更大。他观察到，缝纫小组中逐渐分化出“领头人”、“销售代表”，一个新的小型经济组织正在形成。他感慨：“不仅帮他们赚了钱，还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能力，变成了创业者?！? 　　这似乎像是回归：在社会企业制度完善的英国，最初的社会企业，正是由社区里贫困的失业工人，为改善自己生计而成立的某种经济组织。 　　虽然“心路”不同，田军和陈涛似乎有些“殊途同归”。 　　去年底，田军“让”出了一个商机—安龙村稻米的销售机会：两个朋友进入安龙村，并将稻米通过包装、宣传成功打入市场，去年就卖掉了3500斤，还不够卖?！拔腋┟褡雠嘌?，告诉他们与商人打交道，如何谈价格，甚至如何自己卖产品?！碧锞?。“类似的经济组织，能为农民或贫困人群解决生计，就是社会企业的一个表现形式，能适度发展，不过分扩大规模，就已经很好了。”郭虹认为，这类小型社会企业的兴起，也是小微企业活跃的一股新力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或许是陈涛和田军新选择背后的共同初衷。 　　作者：张守帅 黄泽君   来源：新华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5-04/13/c_127682127.htm

清晨，马云、虞锋、沈国军、王中军、 宋立新、唐越等出现在宁波会场。       新华公益讯 4月10日，“桃花源生态?；せ鸹帷蹦ㄐ汲闪?，马云、马化腾出任该机构董事会联席主席，国内一批知名企业家及公益人士沈国军、欧亚平、朱保国、曾梵志、王中军，虞峰，吴鹰，唐越，宋立新、张爽等亦参与其中。     这些成员均参与生态环境?；な导嗄?，了解国内和海外公益机构的运作模式，希望能在“桃花源”的实践中融合海外经验和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公益事业的方法、道路和体系。     基金会发起人之一马云，曾专门了解国外治理水污染和雾霾的历史，“治理污染和?；せ肪呈且桓龀て诠?，25年前日本的大气和水污染很严重，但今天的日本环境优美”。     美国洛杉矶，从1943年第一次雾霾的出现，到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中间经历了27年，以至于做客洛杉矶道奇球场的球员一度需要氧气罐完成比赛。     “取名‘桃花源’，我们希望中国10年、20年之后能拥有更纯净的水和空气”，马云表示，一方面，随着中国公益事业的日趋成熟，越来越多力量将会配合政府和科研机构治理污染；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ご烤坏耐恋亍?     据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国军介绍，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将关注国内外生态环境?；な乱担⒔鄣木榉窒砀虼邮伦匀槐；さ幕梗酶嗟娜瞬斡氲缴；さ敝欣础?     在中国，随着社会公众对自然环境重视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公众人物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他们的财富和智慧，以身作则，倡导公众一同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桃花源CEO张爽称，桃花源这个平台希望利用大家的智慧，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们这代人也应该理所应当地负担起这样一份责任，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些青山碧水?！?     桃花源生态?；せ鸹嵋芽粼谀诘睾拖愀圩⒉?，年内将开展实地?；さ墓ぷ鳌?   来源：新华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5-04/10/c_127677222.htm  

民建中央主席　陈昌智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01日 20 版）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公益慈善事业在参与民生保障、调节收入分配、弥合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成为民生建设和社会事业的重要力量，其蕴含的巨大社会价值已经展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梢栽ぜ?，慈善事业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将得到极大的提升。因此，我国的慈善事业需要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上，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为。 　　首先，慈善事业要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要求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其发展完善过程就是国家软实力的良好培育途径。慈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慈善理念和传统，与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当前，发展慈善事业不仅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更是体现我国文化实力，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慈善文化，借鉴吸收现代慈善理念和管理方式，培育既适合我国国情，又兼具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的现代慈善文化，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奉献的慈善文化氛围。要把慈善文化的培育与万众一心的“中国梦”结合起来，为塑造人性德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深厚的民间土壤和清晰的实现路径。 　　其次，慈善事业要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慈善事业所具有的多元参与、注重民生等理念，与以善治为核心的现代治理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下，公益慈善组织将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而慈善事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会变得更加突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各级政府部门应注重顶层设计，让慈善事业运行在法治轨道上，为慈善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公益慈善组织应苦练内功，加强自身公信力建设，提高慈善资源的动员能力和配置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慈善事业的社会效益，用专业高效的服务深度融入社会治理和民生建设当中，真正实现“取之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核心价值，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三，慈善事业要成为实施大国战略的有效补充。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国广泛的关注、期待、忧虑与评说。为此，我们要有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外交思维，主动调整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意识和行为方式，尤其要重视公益慈善在国际关系和安全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慈善是跨越种族、民族和国界最美好的语言，开展民间公益慈善活动既是承担国际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也在一些具体环境下发挥着消弭误解、跨越鸿沟的作用，更是在塑造和彰显负责任大国的风范。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国际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可喜的是，已经有一些公益慈善机构走出国门，成为慈善国际化的先行者。但这些“走出去”存在许多先天不足和现实的障碍，因此要将提升公益慈善的国际影响力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予以规划，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财政上的扶持。   来源：新华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5-04/02/c_12764983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