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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2020年第4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2020年第27号）有关要求，现将2020年度——2022年度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名单公告如下： 　  1.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2.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3.爱慕公益基金会 4.爱佑慈善基金会 5.安利公益基金会 6.宝钢教育基金会 7.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基金会 8.北京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9.比亚迪慈善基金会 10.波司登公益基金会 11.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12.顶新公益基金会 13.东风公益基金会 14.东润公益基金会 15.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16.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 17.国家能源集团公益基金会 18.韩美林艺术基金会 19.亨通慈善基金会 20.华阳慈善基金会 21.华中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2.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 23.开明慈善基金会 24.兰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5.李可染艺术基金会 26.民生通惠公益基金会 27.南都公益基金会 28.启明公益基金会 29.青山慈善基金会 30.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31.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 32.三峡集团公益基金会 33.顺丰公益基金会 34.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 35.韬奋基金会 36.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37.万科公益基金会 38.王振滔慈善基金会 39.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 40.吴阶平医学基金会 4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42.心和公益基金会 43.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 44.亿利公益基金会 45.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46.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47.章如庚慈善基金会 48.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49.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 50.智善公益基金会 51.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52.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 53.中国电影基金会 54.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55.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56.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57.中国扶贫基金会 58.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59.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 60.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61.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62.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 63.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 64.中国航天基金会 65.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66.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67.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68.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69.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70.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 71.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 72.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73.中国禁毒基金会 74.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75.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 76.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 77.中国孔子基金会 78.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 79.中国绿化基金会 80.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 81.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 82.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83.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84.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85.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86.中国人保公益慈善基金会 87.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88.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 89.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 90.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91.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 92.中国文物?；せ鸹? 93.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94.中国医学基金会 95.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96.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 97.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 98.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 99.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100.中华慈善总会 101.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 102.中华国际医学交流基金会 103.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104.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105.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 106.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107.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会 108.中脉公益基金会 109.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 110.中天爱心慈善基金会 111.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112.中兴通讯公益基金会 113.中央财经大学教育基金会 114.中远海运慈善基金会 115.重庆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16.中国癌症基金会 117.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118.中国肢残人协会 119.中诚公益创投发展促进中心 120.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 　　2020年12月30日

“我国公益实践在总体上呈现出脱嵌现象：外来的实践没能有机嵌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我国传统的‘福报’慈善观念也没能有效转化成现代的公益资源?！敝泄┮荡笱Ч史⒄褂肴蚺┮笛г好撼だ钚≡浦赋?。 自1989年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以来，我国本土公益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30多年来，我国公益事业历经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又受到了西方公益模式的哪些影响？我国的公益组织如何立足于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之间，公益理论构建又面临着怎样的困境？ 2020年12月11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科研机构热衷公益事业的专家学者和公益机构的实践者齐聚北京，就我国本土公益事业的实践与公益理论的发展展开探讨。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公益事业逐步发展壮大，正在酝酿和发育出本土的公益模式，对这些本土的模式需要进行理论总结，对西方公益模式进入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当进行反思?！北本┬拊毒糜肷缁嵫芯炕鸹崂硎鲁ぱ钇剿?。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参与的中越边境弄岗国家级自然?；でざ脱趸粮脑臁? 借鉴西方模式，探索本土道路 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盟，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三大沙漠构成了绵延约8万平方公里的阿拉善沙漠。20世纪末21世纪初，三大沙漠几乎连成一体。许多科学家认为，阿拉善盟的沙漠治理应当成为我国沙尘暴治理的源头。进入21世纪，意大利政府向我国捐赠1亿元资金，帮助阿拉善盟治沙，以?；ど勘甑墓孀橹⒗芐EE生态协会由此诞生。 我国现代公益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与西方公益密不可分?！跋执娣⒍擞谖鞣较执缁?。西方公益在几百年的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发育出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组织模式和价值理念，并对我国现代公益产生深刻的影响，推动着我国现代公益的萌芽、成长、壮大。与此同时，西方公益也在不断与我国的历史文化、制度环境等发生碰撞和融合?！毖钇奖硎尽?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早期投入的许多公益项目都借鉴了西方经验?！霸诿拦?，国际小母牛组织通过向贫困农户提供家畜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为了治理阿拉善沙漠，我们借鉴这个方法，向农户捐赠奶牛。奶牛可以产奶，农户通过出售牛奶赚钱，就不再需要在沙漠中牧羊、破坏阻断三大沙漠合拢的植被，但是这个项目最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方法行不通?！卑⒗芐EE生态协会会长、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艾路明说。 西方经验在我国本土“水土不服”，于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开始了公益项目的本土化探索?！鞍⒗泼搜现鼗哪牟糠衷蚴?，过去这里的老百姓为了生活需要，会把生长多年的树木砍掉当柴烧，而新种的树木生长周期很慢。我们向老百姓捐赠了一个沼气锅炉，老百姓有了沼气就可以不必再砍柴生火了。但是这个办法也行不通，因为阿拉善盟只有在夏天温度高的时候才能够产生沼气，到了秋天、冬天，天气寒冷，就很难产生沼气了?！? 早期的项目失败，促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企业家会员们开始重新思考环保公益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结合之路?！拔颐遣荒堋彰旁斐怠?，也要出去看一看。从2009年开始，协会第二任会长王石就带着会员到世界各地参加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就是一次有代表性的会议?！卑访魉?。 通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相结合，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摸索出将国际做法与本土实践协调到一起的环保公益新路径。“国外环?；挂丫毡槭┬械淖龇ê屠砟睿颐且斡肫渲腥パ?，并将其调整应用到我国本土的实践中。因此，我们加入了二十国基金会联盟（F20）等国际上重要的环保NGO。2019年6月G20峰会举行时，F20峰会也在召开，我们作为F20的成员之一参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公益机构共同探讨全球基金会如何在国际公益事业中发挥作用；2018年9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全球气候行动峰会我们也参与其中，并为峰会带去了中国的声音。” 借鉴西方模式，探索本土道路。如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已经走出了自己的环保公益之路?！拔颐窃诎⒗泼怂龅南钅孔詈笕〉昧司薮蟮某晒?，并使我国的整体荒漠化治理走到了全世界的最前列?！卑访魉?。 我国本土的许多公益实践，都以西方公益的基本理念为基石?！靶碌墓嫘翁⒐裆缁?、参与式发展的模式和第三部门理论，是西方公益模式和价值观带给我国本土公益的主要影响?！毖钇奖硎?。 新的公益形态，即依托社会企业与影响力，借用商业投资的理念和操作方式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公益形态。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白畛跷颐茄罢伊?00位企业家，请每个人分10年捐款100万元，最终拿出1亿元的资金与意大利政府捐赠的1亿元‘配套’。当时，这些企业都还不是大企业；现在，许多捐款的企业成了世界500强企业，这或许就是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效果?！卑访鞯髻┑?。 “第三部门理论是指，社会组织是与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相平衡的一级，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疗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公民社会强调形成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社会空间；所谓参与式发展的模式，即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野来理解社区发展环境，通过复权行动构建社区内在的主体性?！毖钇浇馐偷馈? 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看来，公民社会理念和参与式发展的手法是过去20多年来我国从西方引进的公益理念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它体现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公益对西方公益理念的吸收，更重要的是从传统的“人”向现代的“人”的过渡。“现代的‘人’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当人们愿意‘站立’起来，就有了现代的‘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现代公益的目的都是为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帮助，使他们得到温暖和尊严，‘站立’起来并参与公共事务，最终获得‘主人感’?！碧沾?。 适应社会变迁，树立尊重、平等和参与理念 我国现代本土公益，与乡村建设关系密切?！?013年以前，我国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有70%—80%进入了扶贫、乡村教育等领域?！北本┐群氪壬苹鸹崦厥槌ぷ八?。 庄伟有10多年的乡村教育公益实践：“201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以前，乡村教育公益中有大量的一对一助学，公益资金主要用于发放书籍衣物、建设基础设施等，当时的乡村也需要这样的介入来解决教育问题。国家教育扶贫政策出台以后，贫困地区有33%的高中生每年都能够得到助学金，公益资金直接转换为物资发放已经不再是乡村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当下的中国，聚焦具体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才是公益组织工作的核心?！? 乡村教育的基本情况发生改变，使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从2013年开始转型，不断发现乡村教育的困惑、乡村教师的激情和幸福感欠缺等新问题，并建立筛选机制精准解决受益方的困难。“应当把公益慈善视为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和传达?！敝泄缁峥蒲г荷缁嵴哐芯恐行母敝魅窝钔潘?。 社会现状的变迁不只由公共政策带来，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原所长曹锦清看来，我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历史进程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也对公益事业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论争对我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结构作了较为清晰的阐述：我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家—国—天下’，在家之下看不到‘个人’、家与国之间不存在‘社会’。直到宋代以后，以贸易为中心的商业城市出现，脱离家庭的个体进入市场，面临着‘异姓’个体如何结成共同体面对风险的问题，才形成一个‘江湖’社会。古代的‘江湖’约等于现代的‘社会’概念，可以视之为‘社会’的前身。”曹锦清说。 我国古代的公益慈善，以善堂、善会为主体。“观察我国本土的公益事业，善堂、善会等传统社会中的民众自救、互帮互助组织或许是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其中体现出我国本土公益事业的强烈道德性，但是这种道德性以宗族为主要单位、具有高度的地域性，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的道德秩序主要体现在单位体制中，单位保障个体生活的社会组织结构并未提供公益事业发展的空间。“在单位体制下，所有的个人都属于家庭、所有的家庭都属于单位、所有的单位都属于国家，各种慈善和保障都在单位内进行，这样的组织架构中也不存在‘社会’。只是有的单位属于集体所有、有的单位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保障水平有高有低。”曹锦清介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带来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变迁，造就了现代本土公益机构和公益事业发育、茁壮的沃土?！霸镜牡ノ惶逯平馍?，从单位体制中走出的人进入市场，使以市场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快速形成。市场经济在经济上是有效的，但是它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化为冷冰冰的现金交易；在社会方面，我国的区域分化、城乡分化等社会分化也与当前的市场机制密切相关?！辈芙跚宸治龅馈? 致力于重塑人际关系，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的公益组织应运而生，成为嵌入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之间、补充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第三部门”?！懊娑允谐【萌巳酥鹄纳缁嶙刺绾窝罢一航庵?？市场对收入的第一次分配，我们不能大规模干预。2004年以后，国家开始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引领乡村’调整区域间、城乡间、阶层间的收入分配，这属于二次分配。社会保障一方面依赖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依赖于国家的二次分配。公益慈善事业则是第三次分配，它的定位应当是补充国家二次分配的不足并培养社会的公益精神?！辈芙跚灞硎?。 “现代公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市场经济的平衡器，主要功能是平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道德滑坡、环境破坏等副作用?！毖钇街赋?。 市场经济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许多本土公益实践却依然停留在传统善堂、善会基于同情而帮助他人的慈善层面。在陶传进看来，这只是进入公益的第一道门槛?！按踊谌饲楣叵档拇沉诶锘ブ匠鲇谕槲媪僭帜训乃颂峁┌镏谴壬频囊桓鲋时?，从同情到尊重、平等和参与是公益慈善的又一个质变?！碧沾?。 陶传进认为，在公益事业中建立尊重、平等意识和参与感，形成平等对话的关系，是公民社会理念的具体体现，而这需要以帮助受益方树立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前提，使他们变成能够独立思考、善于合作、有尊重他人和尊重社会规范的能力和意识的人，从而参与公共事务并非出于对政府的“依赖”或道德绑架，而是因为自己是真正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是具备责任心的公民。 这种尊重、平等和参与理念，在庄伟的公益实践中已经初露端倪?！拔颐堑执锘仆粮咴南绱逍⊙保芪锇讼绾芏嘌５男３?、老师都闻讯赶来与我们充分交流，敞开心扉谈论自己的困惑、遇到的问题。许多乡政府、县政府很难找到真正的大专家扎根乡村解决问题，而社会组织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当我们动用各方面的资源把专家带到乡村时，政府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他们需要的。我们很快就形成了合力，大家各自发挥优势和特长，共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在这个统一行动的过程中，彼此是平等的?！弊盎匾涞?，在与当地教育局局长、副局长和乡村小学校长畅谈时，他们坐在院子里，头顶有星空。 拓宽概念内涵，完善理论构建 12月10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将再提供2.5亿美元资金，支持全球研究、开发和公平分配抗击新冠肺炎和挽救生命所需的各类工具?！案谴幕鸹岬侥壳拔挂丫柙?00亿美元。盖茨先生和巴菲特先生的目标是，随着自己财富的增长，未来将大部分财富都捐赠出来?！北榷懊妨沾铩じ谴幕鸹峁娲壬品⒄瓜钅扛涸鹑撕骂ｌ?。 “美国的高等教育也是广义上的公益行动，许多基础科学研究都有大型公益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的智库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公益活动，尤其是大型公益基金会而存在?！北本┐笱Ю费到淌谂？杀硎?，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作为很大、“触角”很长，在博物馆、公立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乃至公共卫生系统等方面都弥补了政府缺位，是美国国家成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是市场和社会充分发挥作用，政府作用相对较小的一个案例。在美国，政府治理、社会自治和市场运作三者之间是匹配的。而在我国，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蛐砜梢运担谌死辔拿飨执墓讨?，我国和美国走着两种不同的道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景跃进表示。 杨平进一步指出：“制衡市场和政府是西方公益的价值观基础，而我国的公益实践必须走与政府和企业合作的道路?！闭郝蛏缁嶙橹姆?，就是我国政府与公益机构合作的重要方式。“在我考察过的一个区，购买服务已经成了政府工作人员工作中的常态，这让我慢慢乐观起来。”景跃进补充道。 相比美国，目前我国对公益慈善的范围界定依然较为狭窄。“我从2002年开始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也做了一些关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研究，但是许多人不认为这些属于公益慈善。在通常的观念中，公益慈善就是筹款、捐款，志愿服务、扶贫等都不能包含在内，甚至潮汕的民间慈善都被排斥在公益慈善的范围外。我认为，这种排斥性会造成很大的思想禁锢?！毖钔疟硎?。 我国的本土公益实践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土公益理论的构建也亟待完善。“前几天，有一位老师请我帮忙推荐几位研究流动人口服务的学者，我没有想到人选。不久前，有一位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的负责人问我，有没有学者研究体育社会组织，我也没有想到人选?！痹谥醒朊褡宕笱Ч芾硌г夯鸹嵫芯恐行闹魅卫罱】蠢矗夜毕碌墓胬砺劢ㄉ枵τ凇熬傻奶逯粕形赐耆呓?，新的体制尚未建立起来”的状态，早期研究公益慈善的学者正在老去，而青年研究者还没有成长起来。 “公益慈善研究是一个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学科非常众多的领域，在研究人员相对较少、需要研究的问题又相对较多的情况下，相应的研究就会被‘摊薄’。真正一流的人才、知名的学者都不会专门研究公益慈善，他们或许会发表一些相关的文章，但是不会完全转行研究这个领域；现在基本上都是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用各自学科的框架来分析公益慈善的问题，这就导致我国本土的公益理论相对较弱?！崩罱∷?。 对于我国本土公益理论的构建和完善，杨团建议，做有理论支撑的集群式研究?！耙揽咳禾濉⑼ü弦淮撕拖乱淮酥涞牧?，构建中国原理指导下的中华慈善文化理论。此外，如果只有研究者、没有实践者，构建中国原理指导下的中华慈善文化理论也很难实现。无论是乡村教育的公益实践还是潮汕民间慈善组织的活动，都是可以丰富中华慈善文化理论的案例，这些案例也需要用中国原理支持下的中华慈善文化理论来进行阐释，经过数次这样的‘回合’，才有可能构建起中华慈善文化理论。”

12月30日，由腾讯基金会、企鹅伴成长、腾讯优图实验室、腾讯云AI、腾讯云开发联合发起的腾讯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在三亚宣布正式启动。本次比赛以“AI，让美好现在发生”为主题，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桃花源生态?；せ鸹崛蠊婊沽?，分别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适老化”无障碍设计、野生动植物?；と蠊娉【拔?，邀请参赛者使用AI技术打造公益小程序，助力解决三大赛题背后的痛点问题。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公室儿童?；す僭彼瘴挠保钲谑行畔⑽拚习芯炕崦厥槌ぱ铈?，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副总裁马剑，演员王丽坤，腾讯优图总经理、腾讯云副总裁吴运声，腾讯公司安全管理部副总经理、企鹅伴成长项目总负责人毛晟斌，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副总经理林涛、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懿等嘉宾出席并见证了本次大赛启动仪式。 腾讯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在大赛寄语中表示，过去二十年，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此次公益创新挑战赛，腾讯将开放多年积累的AI、云计算等技术平台资源，希望社会上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到科技公益的行动上来，一起用科技和创意，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 聚焦三大社会问题 用AI打造科技公益新模式 《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目前46%的未成年人表示曾遭遇不良网络信息，他们受到网络侵害的风险正在不断加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超2.5亿，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的下降，他们在万物数字化的浪潮中时常无所适从。此外，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近50年来，和人类共享地球的野生动物数量骤减三分之二以上，它们的生存环境正在遭受威胁。 基于以上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腾讯联合三大公益机构，正式发起腾讯Light·公益创新挑战赛，希望号召更多热心公益的开发者，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具备实用性和前瞻性的技术解决方案，让未成年人在互联网时代能安全、健康用网，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享受数字化科技生活，降低互联网等科技使用门槛，?；の镏侄嘌?，提升大众在野生动植物?；ち煊虻牟斡攵?。 发布会现场，吴运声表示，人工智能已经走过了技术爆发的阶段，正在逐渐深入到产业，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助力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技术外溢带来的社会价值。优图将开放积累多年的AI能力，也希望更多的开发者和公益界的有志之士加入进来，努力用技术去做一些改变。 毛晟斌表示，科技在提升效率、解决社会痛点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在我们欣喜于科技发展带来积极变化的同时，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运用科技的力量和平台的优势, 解决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让科技更好造福社会。希望本次大赛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舞台，给社会带来更多“科技向善”的信心和力量。 孙懿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创新挑战赛推动科技向善的落地，把对善的尊重和理解融入一行行代码、一个个产品、一项项服务，让看似冰冷的科技充满人性的温度，让每一个微小的善行都有力量，让美好现在发生。 公益机构与明星齐助阵 呼吁关注科技公益 公益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本次大赛腾讯联合三大公益机构共同设计赛题，并邀请公益机构代表出席发布会，就赛题背后的设计思考进行分享。同时，邀请王丽坤、黄晓明、关晓彤和杨迪四位知名明星艺人担任公益传播大使。 第一个赛题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由腾讯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自2017年，双方就儿童网络?；は钅空箍铰院献?，开展了很多的探讨和合作，比如儿童网络安全研究、公众意识提升?！巴ü舜翁粽饺?，我们联合腾讯，希望召集有创造力的开发者和其他人士，一起借助人人可及的科技的力量，为儿童提供更可靠的保护和帮助?！绷瞎鸹嶙せ碥切脑卤硎?。 第二个赛题为“适老化”无障碍设计，由腾讯与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联合发起。杨骅表示，智能化的世界和老年人之间就像隔着一道“玻璃墙”，看得见却融不进。而“适老化”的理念，就是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心理状态、认知水平、行动特点、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情况进行设计，满足老年人的产品使用和服务需求。 第三个赛题为野生动植物保护，由腾讯与桃花源生态?；せ鸹崃戏⑵?。马剑表示，现在国家把生态?；ぬ嵘搅艘桓銮八从械母叨龋以谕平拿鹘ㄉ?，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提升生态?；ち煊虻目萍妓??！拔姨乇鸶咝颂谘蹲魑チ萍脊灸芄还刈⑸锒嘌员；ひ樘?，也期待此次公益挑战赛能够进一步发挥科技的力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为生物多样性?；ぬ岢鼋饩龇桨?，让更多公众一同关注、参与生物多样性?；??！? 在发布会现场，王丽坤也分享了自己对科技公益的看法。她认为，人工智能与公益的结合，丰富了人们做公益的方式，可以不断拓宽公益的边界，也激发了更多的人积极参与的信心。 持续落实“科技向善” 构建驱动型科技公益生态 一直以来，腾讯致力于发掘自身科技能力，不断探索科技公益实践。此前，腾讯优图实验室利用视觉AI技术，帮助找回多名被拐超过十年的儿童。腾讯天籁实验室将天籁AI音频技术用于人工耳蜗降噪，发起天籁行动，解决重度听障者“听不清”难题。 腾讯打造的智能视频分析解决方案，推出了“智能跌倒监测系统”，当系统发现老人跌倒时，会自动识别老人姿态，并自动报警，让老人得到及时救治。 此外，腾讯联合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打造的“神奇雪豹在哪里”小程序，利用腾讯云小微AI知识图谱技术，根据雪豹动保专家经验，梳理雪豹动保的知识结构及体系，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雪豹的知识全貌。 2019年，腾讯正式升级发布了“科技向善”的使命愿景。今年99公益日期间，腾讯基金会正式发布科技公益计划，旨在通过搭建开放平台，连接技术志愿者和社会公益需求，共同推动科技公益事业的发展。此次公益创新挑战赛的发起，正是腾讯科技公益计划的又一落地实践。 充分开放AI技术能力和平台资源，呼吁更多的开发者和公益人士加入，用科技的力量去解决社会问题，也许能发挥出更大的公益力量。这是腾讯对“科技向善”的又一次践行，也希望通过此次公益创新挑战赛，打造更多的科技公益作品，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构建驱动型科技公益生态。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各项工作取得新成就。慈善、志愿服务、社会工作事业也抓住这个重要发展机遇，以法治为保障、以制度为根本，破解发展难题、促进健康发展，厚植发展优势、扩大规模队伍。五年来，全社会持续壮大善的社会力量和专业力量，慈善社会工作形成了新发展格局。 这五年是突破跃升的五年 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慈善领域的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是我国慈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依法兴善的新时期，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展慈善事业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贯彻落实慈善法，民政部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让慈善行为、透明慈善、依法慈善、慈善激励有了更具操作性的细则规范，基本构建了慈善事业规范发展的制度体系。 慈善法明确了志愿服务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在法律层面对志愿服务进行了系统规范。2017年，国务院公布实施首部志愿服务专门行政法规《志愿服务条例》，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有了法治保障。志愿者注册、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志愿者统计等多项基础性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志愿服务基本术语》等标准相继制定。天津、辽宁、山西、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西、宁夏、广东等10个省份新出台或修订了地方志愿服务条例，志愿服务进入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发展阶段。 社会工作法治化进程加快步伐，社会工作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しā贰吨谢嗣窆埠凸缜谜ā贰吨谢嗣窆埠凸醇彝ケ┝Ψā返裙曳?。地方层面社会工作专门立法取得重大突破，《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条例》等相继颁布实施。社会工作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推进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禁毒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和社会工作助力心理健康服务、脱贫攻坚、农村留守儿童关爱?；ぁ⒁咔榉揽匦睦硎璧嫉茸耪呦嗉坛鎏?。2016年，中央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意见》，集中破解制约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壮大和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瓶颈。2018年，出台《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构建完善了我国初、中、高级相衔接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 法制、政策保驾护航，对慈善、志愿服务、社会工作健康发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打开发展新局面。 这五年是成绩斐然的五年 截至2020年9月底，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7825个，净资产规模超过1900亿元；备案慈善信托449单，合同金额32.45亿元。互联网慈善发展迅速，2019年通过网络募集资金超过54亿元。组织开展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慈善先进典型的热潮。发布“中华慈善日”标志，该标志入选了“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这五年，志愿服务组织发展迅速，志愿服务队伍规模不断壮大。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有超过1.4万家志愿服务组织向社会亮明身份，为公众参与志愿服务提供方便。此外，单位和社区内部成立的志愿服务队伍超过77.8万个，全国志愿服务站达到11.7万个。这些组织和站点充分发挥阵地作用，广泛吸纳和团结凝聚志愿者，推动志愿者队伍规模不断壮大。2017年6月，民政部完成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升级建设，提供给各地各部门免费使用，为公民参与志愿服务、记录服务信息，志愿服务组织采集需求、发布项目，党政部门掌握志愿服务情况、进行数据决策分析搭建便捷平台。截至2020年12月5日，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的志愿者已超过1.92亿人，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过470万个，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26亿小时，实现了“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居民人口比例达到13%”的预期目标。 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日益壮大，广布城乡的社会工作服务网络初步建立。截至2019年底，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已达149万，其中，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证书的人员53.3万人；在相关事业单位和城乡社区开发设置44万多个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发展了1.3万余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设置了6.4万个社会工作服务站点；社会工作行业协会已有1100多家。 经过五年发展，慈善、志愿服务、社会工作在多方面“提质增量”，参与主体、参与方式更多元，覆盖范围和人群更广泛，在社会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五年是守正创新的五年 2019年2月，民政部新组建了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全国所有省级民政部门和大部分地市级民政部门都设立了相应管理机构。建立了慈善组织年报制度，制定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监督和处罚等机制，让慈善更加公开透明、便捷有趣，畅通了“全民慈善、全民公益”的路径。同时，激励和监管并行，呵护健康的“善时代”。 这五年，福利彩票发行管理进一步规范。建立完善了福利彩票管理制度，保障和助推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事业作更大的贡献。比如各地福利彩票机构积极开展公益活动，浙江举办“福彩暖万家 助圆大学梦”、广东开展2020年留守和困境儿童“牵手行动”、陕西开展福彩资助贫困家庭大学新生等活动，践行了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提升了福利彩票的社会形象。 志愿服务不断创新模式，志愿服务活动全面深入开展。倡导推广项目化运作、社工与志愿者协同、“菜单式”志愿服务和志愿服务互助循环等模式。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城乡社区、减灾救灾、禁毒戒毒、消防、文化、助残、扶贫济困等领域志愿服务发展，志愿服务从零星、分散到有组织、有规模，涌现出大量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和品牌，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 社会工作在专业化、职业化、本土化探索方面亮点纷呈。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68个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地区、220个示范社区和316个示范单位，为相关地区、行业和领域推进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了样板和参考。湖南实施社工“禾计划”，实现了全省1940个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配备4000名专业社工，年均服务群众600多万人次；广东实施社工“双百计划”，建设407个镇（街）社工站，组织社工精准服务，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湖北实施“五社一心”心理疏导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助力缓解新冠肺炎疫后综合征。在实践中，创造出了“三社联动”、扶贫社会工作、乡村振兴社会工作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为国际社会工作贡献了实务经验和理论智慧。 “十三五”时期，慈善、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参与社会重大事件和?；稍?，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疫后重建中凸显出社会力量和专业力量的作用。尤其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各社会力量发挥资源、人力和专业优势，在教育扶贫、医疗扶贫、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等领域全面出击。从2018年起，民政部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为“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项目和消费扶贫产品意向对接资金近340.2亿元。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国慈善组织用于扶贫济困的慈善支出近500亿元，比2016年增长了67%。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慈善、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的加入，有力地支持了疫情防控大局。全国共有5289个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开展了慈善募捐，累计筹集捐赠资金396.27亿元，捐赠物资10.56亿件。1000多万名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服务时间超过2.4亿小时。 “十四五”即将开启，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机遇下，慈善事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发展面临新任务、新要求、新责任，也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来源：中国社会报）

阔步走在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上 ——“十三五”时期社会组织工作综述 “十三五”期间，社会组织工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在各个维度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全国社会组织从2015年66.2万家增加到目前的89.7万家，较“十二五”增长35.5%；社会组织规范性更强、活跃度更高、作用发挥更大，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转变；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意识大幅增强；社会组织工作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基本建立起来。 五年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明确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是在国家层面对社会组织改革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专设“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小节；党的十九大报告，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均对社会组织作出部署，极大推动了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 各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组织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任务要求，对社会组织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天津、山西、吉林等15个地方建立了党委常委或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牵头的社会组织工作协调机制。社会组织工作普遍纳入地方党委政府考核事项。 各级民政部门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充分利用登记、年检、评估、执法等工作手段，促进实现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两个全覆盖”。截至目前，2294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全部实现“两个全覆盖”；89.7万家社会组织中，党员人数超过152.6万人，党的群众基础进一步扩大。 对于不具备成立党组织的单位，各地也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加强党建引领。比如，北京市通过成立52家联合党委覆盖社会组织2973家，并已单独或联合组建党支部791个，将所有社会组织纳入党的组织体系。今年11月底，民政部为了提升社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水平，创新工作机制，成立了部管社会组织综合党委。 五年来，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供给中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激发 社会组织始终牢记“四个服务”的使命任务，投身公共服务生产，有效弥补了政府和市场供给中的缺口。 在政府职能转移中，社会组织尤其行业协会商会充分充当了承接人的作用。有关部委将“规划师职业资格认定”“化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等87个事项转移给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中国化学会等69家社会组织承担，服务了政府简政放权改革，增强了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服务功能。 社会组织还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向困难群众提供社会服务。以“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示范项目”为例，截至2020年，累计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5.8亿元，立项3429个，直接受益群众达1300多万人，服务涵盖扶老助老、关爱儿童、扶残助残、社会工作、救助扶贫、能力建设和人员培训等六个方面。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改善公共服务的预期目标圆满达成。 公益慈善组织充分发挥了公共服务功能?！笆濉逼诩洌夜壬剖乱悼焖俜⒄?，截至12月14日，各级民政部门认定和登记的慈善组织已达9703家，其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3281家。 五年来，社会组织在群众中进一步受到广泛接纳和认可 随着以微信为载体的“指尖公益”的传播，随着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的深入，全社会普遍形成了对社会组织友好、接纳、认可的氛围。 2020年，社会组织主动参与战疫，全国各级慈善组织接受社会各界捐赠资金约396.2亿元。重庆市有近1.3万家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占当地社会组织总量的72%。 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贴近百姓生活。民政部始终重视推动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接连出台相关政策文件，2017年印发《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2018年召开社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经验交流暨推进会，今年12月出台《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各地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思路，在工作中形成各自的特色亮点。 社会组织在积极参与国家扶贫战略中有效凝聚了力量、链接了资源。201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民政部配套出台一揽子文件，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志愿扶贫等重点领域扶贫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2020年，全国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消费扶贫累计投入54.06亿元，实施项目90124个，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实施6948个，在挂牌督战县实施2740个；社会组织自身及引入各类资金投入总额达1245.18亿元，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投入518亿元，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投入46.24亿元，在挂牌督战县投入18.51亿元；受益人口达1.1亿人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1282.81万人。 五年来，社会组织在行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贡献进一步增加 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成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笆濉鼻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给出行业协会脱钩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截至2018年年底，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试点工作圆满完成。目前，全国7万余家行业协会商会中，67491家已基本完成脱钩，行业协会商会去行政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 脱钩改革为行业协会商会更好服务行业创造了条件。过去五年里，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累计参与制定2499项国家标准和364项国际标准，公布2996项团体标准和2066项行业自律制度。全国7万余家行业协会商会已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社会组织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作出突出贡献。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社会组织达86.6万家，形成固定资产约3889.1亿元，年收入约4704.9亿元，支出约4985.3亿元，吸纳人员就业1009.2万人，比上年增长5.8%。 五年来，社会组织内外部环境进一步实现系统性优化 “十三五”期间，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国务院出台《志愿服务条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条例》，并将《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纳入立法工作计划；民政部制定社会组织信用管理、抽查检查、登记评估等配套政策。所有这些法规和政策，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制度体系。 各级民政部门加大执法力度，社会组织生态环境得到显著净化。2016年以来，民政部本级作出行政处罚80件，没收违法所得1800余万元，连续6批曝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300多个，持续曝光13批1287家“离岸社团”“山寨社团”。在与公安机关联合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中，全国共依法查处非法社会组织1.4万多家，有效挤压了非法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 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的清理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成绩斐然。以北京市为例，2020年对698家市级行业协会商会通过调整会费等方式减轻企业负担2.28亿元。 社会组织登记机关优化投诉举报受理工作流程，开通线上线下多种举报途径，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建成并启用社会组织执法监察系统，年均处理投诉举报线索2000余件。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社会组织运行更加公开、透明。民政部先后推动国家社会组织法人库、全国社会组织信息查询平台、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等上线运行，有关数据和信息每周一次向“信用中国”推送，并与社会组织“异常名录”和“黑名单”联动。以全国社会组织信息查询平台为例，2019年归集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5945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357条。 在税收优惠方面，积极推进出台公益性社会组织申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等政策。在人才保障方面，《关于加强国际科技组织人才培养与推送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先后出台，成为助力社会组织队伍迈向专业化、职业化的重要措施。 展望“十四五”，社会组织将踏上新征程、肩负新使命，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领域，继续承担重要角色，发挥更大作用。（来源：中国社会报，特约通讯员  赵宇新）

10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作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对慈善法实施4年来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为了更好厘清慈善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2月13日，“慈善的法治与治理”高端论坛暨第四届慈善法律与政策研究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举办。来自学界、公益慈善界、媒体、政界的近90位嘉宾，主要围绕何为法律中的慈善，以及作为组织法的《慈善法》、作为财产法的《慈善法》、作为行为法的《慈善法》、作为促进法的《慈善法》怎样立法展开探讨，并对《慈善法》未来的执法和修法提出建议。 对于会上提到的公众参与互联网捐赠存在不足且捐赠不稳定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公众参与捐赠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捐赠文化，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没有公众参与到公共空间的惯例和环境，这部分主要是由政府和党来主导，而公益又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因此公众就没有自觉参与这个舞台的意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马剑银提出，要正确认知社会保障与公益慈善话语制度的关系、在合法性审查的体系里处理《慈善法》和其他政策文件之间的关系、确立法律界限，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慈善组织治理体系。 加快确立《慈善法》公益原则 自2016年《慈善法》颁布以来，慈善组织开始有了自己的登记和认定规则，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可申请成为慈善组织，但法人证书对“慈善组织”的一纸认定似乎未能给相关组织及当事人带来清晰的认知。 对此，青岛大学法学院教授李芳指出，在对慈善组织进行登记时，工作人员只是根据民政部相关文件对提交上来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宗旨和业务范围属于《慈善法》第三条的规定后便予以登记，对确认标准的具体含义并不了解。于是会有区一级民政局的官员向我询问：“登记证书上已经加了‘慈善组织’，我们是不是一个慈善组织？” 在李芳看来，这与慈善组织的公益性标准没有得到确立有关，公益性标准指的是《慈善法》中慈善活动所具有的共性。慈善组织既从事慈善活动也从事收益性活动，由于没有界定公益性的清晰标准，导致了上述的混乱状况。 除此之外，这也导致了慈善组织与公益性社会组织判断之间的混乱。我国税收政策（《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事项的公告》）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界定是以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为标准的，而非慈善组织也可以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由此便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税法上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可能不是慈善组织；反过来，由于慈善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判断标准不同，一个慈善组织也可能不是税法上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按壬谱橹矢裼朊馑白矢窬哂型骋恍圆拍茏既肥侗鸫壬谱橹！崩罘妓档健?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吕鑫表示，强调慈善具有公益性，一方面可以区分哪些是法律中的慈善、哪些不是法律中的慈善，另一方面可以促成慈善活动能够获得税收等一系列优惠的正当对价。 培养公众自觉参与互联网捐赠的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研讨会上，作为中国慈善募捐新事物的互联网募捐也被屡次提及，此次执法检查也对下一步加大互联网募捐的发展进行了鼓励。 互联网募捐在近几年迸发出了新的活力，据统计，仅水滴筹一家个人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从2016年7月到2020年5月的筹款总额就已突破300亿元。但据2020年《中国网络慈善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网络平台募捐额只占社会捐赠总量的4.1%，在总量上仍不占优势。 对此，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志云认为：“互联网捐赠看起来已蔚然成风，但实际上仍是一个小比例的构成，未来还是要将重点放在如何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上。” 据王志云在公益界近几年的观察发现，公众参与互联网募捐还存在着退捐的情况，而个中理由让人啼笑皆非?！罢庹凵涑隼吹氖悄壳肮诓斡肽季杌雇Ａ粼谝桓霰冉细行院统宥慕锥危庋哪季璩３；岽春蠡诘木俣??！? 为了研究公众参与募捐的路径和过程，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制作了公益参与模型的螺旋金字塔，发现公众的参与是一个慢慢进入公益场景的过程。公众需要通过进一步持续参与、进而能够影响他人，最后表达出自主参与的意愿，甚至跟他人、其他的社群或组织来完成共创。 对于公众参与互联网捐赠不足且捐赠不稳定的问题，王志云表示：“现在很多慈善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能力仍然不足，尚没有办法有效告知公众参与募捐的原因、参与之后对公益本身的价值以及怎样获得正向鼓励?！? 此外，过多的表彰先进人物、树立典型等举动也会让公众产生“公共事务与自己无关”的观念?！氨碚孟冉宋锘嵊幸桓霰曛拘缘亩鞫匀私星郑霉诙宰龊檬掠幸桓鲆锤呱幸床桓呱?、要么是英雄要么是普通人的截然对立的概念，因而公众会认为高尚的事应该由高尚的人做，跟自己是没关系的?！碧沾?。 因此，要让公众具有公民意识、公共精神，则需让公众逐渐参与到公益事务中来，陶传进在采访中指出，在淡化英雄典型的树立及让政府减少过度干预的同时，促成民众有更多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机会，并形成相互认可，最终会让社会编织起一个大舞台发挥力量。（来源：华夏时报，记者 文梅  见习记者 陈柯宇）

最近几年，“产品化”“产品思维”“规?；薄靶省钡壬桃得士荚嚼丛狡捣钡爻鱿衷诠嫒说难矍啊９娌坊坪醭晌恢殖绷?，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争论与困惑： 公益项目真的需要产品化吗，公益产品又该如何打造?公益产品和项目之间是什么关系?团队架构需要调整，规模需要扩充吗?如何避免失败，失败了如何应对…… 12月11日至12日，在“看见不完美”公益项目产品化行业研讨会上，来自佰特公益、一公斤盒子公益创新机构、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成都童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慢学校、北京歌路营慈善基金会等教育类公益机构，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悦享新知等支持性机构的实践者，分享了各自试错的过程，展现了探索路上的那些不完美，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 一起来看看产品化的路上都有哪些“坑”在等着，如何跳出这些“坑”吧! 趋势初现 2013年以来，随着社会组织支持政策的不断出台，公益行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募集的资金在增多，项目规模在增大，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期望扩大项目覆盖范围与人群，大规模地解决解决社会问题。 以教育公益为例，“由最初传统的资金和物资的援助，慢慢地发展到以助学扶智为主要目标，并且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教育公益项目的态势?！卑厶毓嬷葱凶芨墒鲁落祆潮硎?。为了实现扶智的目标，很多教育公益项目开始研发课程、教材、工具并推广到学校中。 “一开始我们其实没有想过规?；?。因为规?；涫蹈颐堑背醮戳⒏杪酚某踔允遣惶呛系?，规?；枰橹芰妥试雌涫翟诘笔笔俏颐窃对兜牟荒艹械５?，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做了呢?当我们看到三千万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的时候，我们还是想放手一搏勇敢去做?！北本└杪酚壬苹鸹岵肪砝罱硎?。 “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来看产品化是有必要的，在公益行业里面其实是一个趋势，它可以让一些好的项目迅速的规模化，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敝泄銎痘鸹嵯钅亢献鞑恐魅翁篮蠡⒈硎荆暗⒉皇撬得恳桓龌苟际且コ⑹浴?。 2016年，南都公益基金会更是推出了中国好公益平台，通过资源链接、能力建设、品牌推广、经验分享和落地对接的形式助力公益产品进行规?；?。 “我们对公益产品的界定，主要是针对特定的深度问题和人群需求提供具有较高标准化程度、可复制并且有可持续资源模式的解决方案?！蹦隙脊婊鸹崦厥槌ぶ硌畹け硎?。 “佰特公益、歌路营、童萌等都是从各自服务的对象出发，运用产品化思维不断打磨和迭代各自的项目，同时不断吸引更多的资源共同关注并致力于其服务对象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毖畹で康鳌? 遍地是坑 虽然趋势已经显现，但要实现从项目到产品的转变，对公益组织来说并不容易。实际上，掉进“大坑”里的机构不在少数。 佰特公益成立于2009年，一直致力于推动青少年财经素养教育。他们研发了阿福童财商课程，并一步步从城市推广到乡村。 “走过的路径和一般的教育公益项目是一样的，开始要做教师培训，然后学校去开课。培训了大量的老师，但转化率不到10%?！卑厶毓娑乱挡孔芗嗵妻被匾涞?。 随着人们对财商教育的认识慢慢改变，愿意接受阿福童课程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普及财商教育，让更多合作伙伴参与进来，佰特公益开始了公益产品化的探索。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通过自主游戏体验财商知识和技能、提升财商意识，同时不增添老师的负担，2017年，一款名为阿福童奇乐小鸡的桌面游戏被开发出来，原本想着能够大规模快速推广，结果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筹款部门认为需要增加培训、课程等配套内容，以便筹款;项目执行人员需要安排相关课程的教师培训;而项目学校老师把这个课程当成负担，并没有足够的需求;第三方评估水土不服…… 结果为了推进各自的目标，部门之间常常会产生争议，“吵架的记录历历在目?！碧妻北硎荆飧霾费蟹⒌某踔允欠喜匪嘉?，但在筹款、执行等步骤时又变成了项目思维，也就是当小鸡桌游这个产品变成小鸡桌游项目去时，大家更多去关注资方需求、项目指标，而用户——老师学生真实的需求就被忽略了。 须转变思维 问题出在哪儿呢?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合作部主任汤后虎认为，公益组织在进行产品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产品是商业概念，迁移到公益领域，要有一个知识体系转化和能力建设的过程;二是机构需要明确是把产品化作为工具还是理念，以作出相应的调整;三是产品的作用是有限的，要设定阶段目标，不能把终极目标作为当前目标。 那么，如何去打造优质公益产品呢?悦享新知创始人高瑞表示，要有产品思维，一是要识别用户真问题正需求，是在什么场景下的什么问题;二是匹配用户需求的产品价值主张，用什么方案为用户创造什么价值;三是假设验证，进行效果衡量，了解用户用没用，用了有没有效果;四是数据指引下的优化和迭代，持续更新用户认知，进行优化改进。 有了产品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大规模推广，“一个好的产品不是投放市场就天然可以获得成功，还需要有一套运营支持的体系。”一公斤盒子公益创新机构联合创始人、CEO陈丹强调。 “我们把公益产品送到服务对象的时候，不应该是一个结束，而应该是一个开始。什么是好的公益产品?我们应该把公益产品作为一个窗口，用户使用这些产品不仅能解决问题，还等于接受新的方法，并感受新方法背后新的思想，最后他可以去运用这些新的方法、新的思想尝试解决自己更多的新的问题?！甭４词既税仓砬康?。 对于公益机构来说，在这一过程还不断面临着取舍的问题。西安市光源助学公益慈善中心(你我伙伴)董事长兼中心主任张耀华表示： 第一，对于目标要有取舍。是为了机构筹到更多的钱还是让更多人受益，是要机构规模不断扩张还是让合作伙伴影响力更大?选择了其中一个目标之后，就要让度一些非核心目标利益。 第二，是产品方面的挑战，要平衡标准化和专业质量之间的矛盾。规模化要求产品简单、便捷、易上手，但合作方会不断提出专业质量方面的要求，而且需求在不断变化，产品需要不断迭代。 “产品不仅指产品本身还要包含用户使用流程中的一整套服务方案，包括产品利益相关方的倡导和说服话术，教辅和周边材料，培训服务数据服务，监测评估服务，客服……”张耀华强调。 新生与未来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很多线下公益项目无法实施，引起了行业的反思，也重启了佰特公益等机构的产品化之路。 “疫情开始以后，孩子都回家了，我们的课程是通过老师给孩子的，当我们够不着用户时怎么办?”唐薇反问道。 在这种背景下，二月份，佰特公益的运营部开始牵头，“因为他们能抓住老师，开展了需求调研，询问可以给到什么样的课程，能够支持孩子在家探索?！碧妻北硎尽? 三月份，佰特公益的产品部成立了，“我们做了整个部门架构的调整，开始慢慢形成产品部规划整个产品节奏，分析产品走势，运营部提供数据，根据这些来协同整个部门的发展?！碧妻鼻康鳌? 部门架构的调整改变了以项目为中心的业务流程，开始以产品为中心。产品部负责市场研究、产品定位，定出一系列的市场策略。根据市场策略决定运营、渠道、研发、项目、筹款部门的工作。 在看到公益机构纷纷推出针对儿童的抗病毒课程后，佰特公益迅速分析各家课程的优劣势、明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找准产品定位，随即研发推出了“阿福童大战病毒”的三期课程，并在第二期把财商元素融进去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个课程在第三期推出前，用户数量开始减少，产品部判断该产品生命周期有限，就及时终止了这一产品。但这个产品为后续的长线产品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在终结“大战病毒”产品时，紧接着于三月份又推出了新的产品——阿福童农场保卫战。这是一款以故事、游戏、实践等多元形式帮助学生改正不好的行为习惯，引导学生习得自我管理能力的产品。 这个产品推出时反复研究了孩子?？卧诩业淖刺?，分析家长、老师的心态，同时与教育系统铺天盖地的网课打了时间差，再经过运营部精心策划的线上发布会，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孩子们甚至家长的喜爱，相关课程视频发布后，“我们的公众号从之前一二百的点击量一下突破上万。当时疫情期间整个部门全部在家办公，但是大家像打鸡血一样天天加班。这个产品让整个团队都很有成就感，那种市场的突破让我们感到意外，产品准确的击中了一些老师和家长的痛点，这个产品的市场定位是非常准的?！碧妻被匾淦鸬笔钡那樾稳匀皇旨ざ?。 与之相伴的是各种运营活动，组织线上Party、线上交流会、进行线上答疑、六一快闪等，促使老师去督促学生继续这个课程。 每周一期课程结束后，后台的大量数据就产生了，有多少人参课，多少人打卡，哪个区域的打卡率高，哪个区域的打卡率低都会进行统计分析。 “根据用户数据，我们再调整市场策略，设计新的运营活动?！碧妻北硎尽＠?，在5月份，根据一些地区学?；指纯味恍┭Ｃ挥锌蔚那榭觯脱蟹⒘舜蛹彝グ娴窖０娴南谓影姹?。 目前，佰特公益的阿福童课程已经形成了从桌游、挑战包，网课、线下课程，到行为银行、概念学校逐层进阶的产品矩阵。同时，用户运营的步骤被进一步明确，首先是在用户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用户分层，再通过活动设计增加粘性，对用户进行激励以增加其成就感，更进一步是推动自主机制的形成，帮助用户持续成长，同时降低运营部门的成本。 产品化的路径已经被佰特公益初步摸索出来，但要继续深化并不容易。唐薇表示，两大难点需要克服，一个组织架构的调整，对每个机构来说都是大动干戈?！鞍厶毓娼⒘瞬凡?、运营部，研发、培训等融入了产品思维，但尚未实现品牌、筹款部的打通?！绷硪桓鍪侨瞬湃狈Γ枰逃?、公益、商业……“把产品思维融入到我们的大脑去做事情，可能我们离产品化就更近一点了。”唐薇强调。 尽管公益项目产品化的推进还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已经看到一定成效的公益机构不会止步。在佰特公益等机构的推动下，一个开放、平等的交流共创平台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分享推进产品化工作的经验，取长补短，共创更好的产品化模式。只要不断跳过那些“坑”，公益项目产品化的进程将不断加速!

对于主要依靠捐赠来开展活动的公益慈善组织来说，筹款是机构的生命线之一，由此带来了机构对负责筹款的人的重视。 如何才能让具有筹款能力的人加入团队、留在团队，并积极开展工作？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薪酬，要提到筹款额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公益筹款人是否可以按照筹款额拿提成呢？如果不能，应该如何设置筹款人薪酬体系与激励机制呢？ 12月4日，在由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承办的2020年第六届公益筹款人大会上，围绕“如何合理设计筹款人薪酬体系与激励机制”这一主题，与会的人力资源、财务与法务专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谁是公益筹款人？ 筹款人，从字面来理解，是指负责筹集资金的人。不论是商业公司，还是社会组织，都需要筹集资金，也就都会有筹集资金的人。 在公益慈善领域，这样的筹款人有哪些呢？《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2019年修订版）对此进行了梳理。 该准则将筹款方主要分为四类：负有筹款职责的组织或项目负责人、筹款团队的全职工作人员、筹款志愿者，以及为公益慈善筹款提供服务支持的筹款公司、咨询公司和互联网筹款平台从业人员等。 对于公益机构内部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机构都设置了负责筹款的专职人员。 “判断一个机构需不需要增加筹款人，首先要确定的是增加什么样的筹款人，因为每种类型的筹款人是不一样的，初期阶段通常都是由机构负责人做筹款，主要是筹大钱；但是如果机构有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之后，可以开始做一些公众筹款的布局的话，就需要有公众筹款部门。”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表示。 “我估计每年至少筹款额要在差不多1000万元左右才有必要设立专职的筹款?！本闲欧窕勾词既?、资深会计师胡绵鹏表示。 “筹款应该是每一个做公益的人应该有的观念，不是说筹款人要做筹款，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惫首⒉岢锟钊酥耙等现の被酑FRE国际理事成员Vincent Law强调。 为什么不能拿提成？ 不管是全职还是兼职的公益筹款人，为公益组织筹集资金都是其重要任务。那么，他们可以像商业筹款人一样，按照筹款额的百分比提出经济报酬——也就是拿提成吗？在当下的中国是不可以的。 首先，我国的法律、政策是不允许公益筹款人拿提成的。 2009年，民政部发布《关于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不得提供公益捐赠回扣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不得在接受的公益捐赠中提取回扣返还捐赠人或帮助筹集捐赠的个人或组织。 2016年，《慈善法》通过实施。《慈善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 “如果你是以捐赠款为基础，按一定比例给员工提成，给捐赠人返还，给帮助筹资的人佣金或回扣，都可能构成私分、侵占、挪用。”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理事林文漪强调。 “我们是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科学地设计绩效工资薪酬结构，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说你筹一百万我给你一万块，这是违反法律，更是违反筹款伦理的行为?！绷治匿舯硎?。 其次，公益筹款人拿提成有损害机构的长期利益风险。 林文漪认为，这事实上是在鼓励把个人利益和短期目标放在长期慈善目标之前，会损毁机构在捐款人当中的信誉。 “我们不赞成提成是因为我们认为提成会影响到捐赠人和机构之间的关系?！盫incent Law强调。 他表示，商业筹款自己就是受益人，但是做公益受益人是其他人——有需要的人。商业筹款主要是交易性，公益筹款重要的是“改革性”，改善社会的现状。拿提成则会改变这种关系。 再次，公益筹款人在筹款中的贡献并不能简单的按比例衡量，拿提成在现实中难以操作。 例如，某基金会接到企业打电话有意向捐赠100万元，接到电话后，秘书长和企业谈了三轮，捐赠确定用于基金会的品牌项目。 墨德瑞特联合创始人刘晓雪表示，在这一过程中，有好几个产生筹款业绩的要素：第一个是长期积累的品牌和口碑，因为这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慕名而来的。第二个是秘书长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第三个是筹资团队及项目团队，因为这100万善款后续将由项目团队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这100万的善款要论贡献的话怎么论？如果单纯以提成的方式做薪酬或绩效的分配，就很难有相对比较公正、公允的说法。”刘晓雪强调，“这种提成方式忽视了其他部门、团队、人员的价值，使机构发展畸形和不可持续?！? 要跳出提成看筹款和薪酬 薪酬是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公益组织不能给机构里负责筹资的人提成，那么他们的薪酬体系应该如何设置呢？ 刘晓雪强调，要跳出提成看薪酬和激励。薪酬和激励的目的是使雇员采取与组织目标一致的行为。每一个组织的目标是多维度的，筹款只是其中一个目标，除非一个组织目标就是筹款，而且就是为了挣钱快钱式的筹款，不考虑明天的筹款，否则单纯的提成制一定会对组织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薪酬设计呢？刘晓雪表示，先要了解薪酬起到什么样的功能，薪酬不仅仅是激励的作用，实则它有四大功能： 第一是吸引功能，使人愿意进入到机构中，决定了社会组织能够招募到什么样的人。 第二是激励功能，使人愿意进一步地工作，把任务完成，做得更好、更多。 第三是导向功能，使人按照机构希望的方向发展，除了业绩，还有很重要的价值观、能力发展、责任承担、行为规范等。 第四是保留及效率功能，薪酬也不是越高越好，合理设计薪酬结构，使得整个组织的效能更大，才是主要目的。 “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在考虑薪酬激励及绩效时，一定不是个短期视角，提成就是个非常短期的视角，对于公益组织而言，我们是要基于更加长远和系统的视角看怎么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能够吸引、保留人员的薪酬体系?！绷跸┍硎?，“对于筹款人的激励，长远的薪酬体系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警钟长鸣?！? 整体来说，可以关注两个视角。第一个视角是这个岗位对于机构的重要性，究竟承担多大的责任，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要求。第二个视角是市场平均薪酬水平，市场上对于这个岗位的价值认定。 “目前市场上筹款人员相对来说比较稀缺抢手，所以有的时候会为了更好地吸引市场上的人员，筹资人员的薪酬变得相对来说更加高一些，这也不能说不公平，因为有个市场比较的维度?！绷跸┍硎?。 此外，还要看机构能够给出多少钱?！凹だ恢皇峭ü匠昀词迪值?，实际上要想实现更高的激励，还是看我们做了什么事，做的事跟机构的人是否有共鸣，有时候做的事情本身就是个更好的激励，当然也不能少了薪酬这个部分?！绷跸┣康?。 如何设置绩效工资？ 2016年，民政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社会组织对内部薪酬分配享有自主权，其从业人员主要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薪酬一般由基础工资、绩效工资、津贴和补贴等部分构成。绩效工资应与个人业绩紧密挂钩，科学评价不同岗位从业人员的贡献，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切实做到收入能增能减和奖惩分明。 对于公益筹款人来说，绩效工资如何与个人业绩紧密挂钩，又能规避与提成有关的弊端呢？ 林文漪认为，可以鼓励非营利机构将绩效工作跟募资计划整体执行联系起来，加入筹资额以外的考量，比如说，开发了多少捐赠人，维护了多少捐赠人，捐赠人的流失度是什么样的，在整个机构里的捐赠管理的水平是什么样的，筹款的内容和工作是不是符合机构的整体目标实现，“这些是既合法也是监管机关、行业喜闻乐见的一种薪酬激励方式”。 刘晓雪则表示，可以通过目标设定及目标实现程度来进行绩效奖金的关联。她还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指标：绩效指标可以分为结果性指标、过程性指标、效果性指标和关联性指标。 结果性指标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比如筹款金额、笔数、新增量、活跃度、留存率等。 过程指标就是拜访次数、联络沟通次数，这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做过程当中的绩效管理。 效果性的指标包括重复捐款次数，筹款人推荐捐款的数量及金额，筹款人的主动传播量。效果层面上的指标，指向的是机构是否把捐赠人发展成了更加持续的筹款队伍，也可以判断出是否形成了有黏度的筹款人体系。 关联指标是有的机构会在设定项目指标的同时还设定筹款指标，目的是让项目人员重视筹款。有的机构还会给筹款人员设定项目完成度指标，这么做起到的相互关联作用可以协调筹款和项目。 个人筹款贡献和部门团队、机构间的关系问题，则可以通过个人、部门及机构之间的绩效等级及奖金系数的方式实现。根据机构目标达成度确定整体奖金，再根据团队和个人的业绩表现核定相应系数，最终可以得出个人的绩效奖金值。既平衡的个人贡献，同时也关联到机构目标。 “要根据绩效水平和能力表现决定绩效奖金，为公益机构建立更加可持续的筹款队伍，并且生成更加可持续的筹款能力?！绷跸┣康鳌＃ɡ丛矗汗媸北?，作者：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