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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被帮助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又如此热衷去帮助他人呢?尤其是大部分公益人，更是以此为业呢?答案也许是，做公益有时能给我们一种错觉：我们很赞，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懂得多，我们能帮助别人，我们能改变世界。这样的错觉，你有吗？ 2010年，我们和达能集团合作，研究矿泉水瓶回收产业链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社会经济状况。我在深圳街头做拦访，刚开始效果很差，回应十有二三就谢天谢地了。后来，我找到了办法。每拦下一个人，我开口第一句不再说 “我是***，正在做一份调研，……”，而改成“大哥/大姐，帮个忙”，等到他们答应说“好”之后，我才告诉TA我要做问卷。一个简单的动作，立刻扭转了局面，应者十有七八了。 这件事情，我一直津津乐道，它说明相当一部分人是乐意帮助他人的。不是吗? 2013年，我们和乐平基金会合作，评估小额信贷的社会效果。我在四川省大邑县访谈贷款户，基本都是中低收入的农村家庭。我问他们每个人“为什么要贷款?”小额贷款的利息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出头，可是不低的数字。其中不少人给我说，“向亲戚朋友借钱，抹不开面子，开不了口，而且人情债太重，不好还”。 这段调研，让我明白，向人求助以及随之而来的被人帮助，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至少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我们被帮助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又如此热衷去帮助他人呢?尤其是大部分公益人，更是以此为业呢? 答案也许是，做公益有时能给我们一种错觉：我们很赞，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懂得多，我们能帮助别人，我们能改变世界。 在公益领域，我经常听到人们批评公益之外的人只关心钱，物欲横流，没有家国情怀。而我今天和一位初中同学见面，她夸她的弟弟终于有了责任感，依据之一就是他正在努力挣钱攒钱养家。 在公益领域，我们一谈到农民工，一谈到留守儿童，就好像他们很穷。而我在北京走访农民工的住所，一些人比NGOer住得宽敞，留守儿童的爸妈在城市打工，经济状况在村子里都不算差，收入比不少NGOer还要高些。 在公益领域，我们经常想提升他人的意识，要做“公众教育“。公众由于受长期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蒙蔽，没有意识到公益的意义和价值，于是我们要刮起一股猛烈的公益启蒙。 我很纳闷，我们为何与社会如此分裂?而我们又何来如此爆棚的自信?这些观念，其实一旦认真走进现实中间去看看，摘下刻板印象、有色眼镜，去了解下我们的工作对象，很容易纠偏的。但为什么我们不去看一看呢?为什么我们身居社会之中，身居服务对象之中，我们还看不见、摸不着呢? 也许只有一个道理：看不见、摸不着，会让我们舒服些。 王尔德说，“敌人造成的困难很容易承受，朋友取得的成功却让人难以忍受“。如果我们的工作目标对象，比我们过得还“成功”，恐怕就更加难以忍受了。 我们特别需要沉浸在我们很善良、我们很与众不同、我们很行的错觉之中。 这种错觉，有的时候是无伤大雅的自我安慰，但有的时候却可能会给受助对象带来伤害。 一行城里来的驴友路过一所乡村小学，看到校舍凋敝，孩子们衣衫褴褛，他们决定要做些什么。想到做到，他们集了一笔款，买了一批书包。在捐赠仪式上，孩子们面色凝重，紧咬着嘴唇，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连一张喜悦的笑脸都拍不出来。校长和老师们有些尴尬，孩子们太不懂得感恩了，对孩子们进行了思想教育。再后来，由于驴友们的动员，到学校来的城里人越来越多，孩子们的书包、铅笔、文具盒、图书都开始有人送了。孩子们每当看到城里模样的人，远远地就会主动开口问好了。但细心的人慢慢发现，有些学生上下学的路上，书包拖在地上走，为什么这么做，“这又不是我的，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呢“。更可怕的情景是，每当有人去的时候，他们都有捐赠的期待，如果期待落空，他们心里多少有些埋怨。直到最后，有些人才意识到，最初孩子们的脸色凝重，其实那是自尊。孩子们谁都不喜欢自己穷，心里都有一股倔强劲，成为别人的帮助对象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城里人的热心、爱心，把孩子们最宝贵的自尊打得无影无踪。 想一想，这样的故事是不是俯拾皆是呢?我们是不是在消费孩子们贫困，消费孩子们的笑脸，消费孩子们的礼貌、消费孩子们的感恩呢? 在眼花缭乱的公益海报中，又有多少笑脸的背后，是自尊的代价呢? 公益的错觉，不仅体现在很多从业者身上，很多资本雄厚、商战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也是同样。 有一位成名的企业家，他在商业以及公共领域的发言，很让我钦佩，但在公益道路上，窃以为，也曾犯下自己可以迅速改变世界的错觉。他要给自己老家所在地区的小学，按照国际前卫的高标准建厕所，而且设计一定要美，他曾在媒体上说，要为上千所小学、几十万名学生建厕所。幸好，他开始只修建10所做试点，很快就发现，水冲厕所，学校水电费无力承担，而且连孩子们要使用的卫生纸都成了问题，弄得政府部门站出来说他们要出资解决卫生纸问题。时至今日，七八年过去了，当初的媒体宣传已经不再重要，没有人再会去抠着最初的数字承诺了。 其实，我想，不是学校交不起水电费，也不是买不起卫生纸，因为世界级的厕所，不是学校和孩子们的需求。不是需求，多花一分钱都是多的。 为什么一名商场上成功的企业家，本应对市场需求有强烈的敏感性，本应想到建厕所只是第一步，后期运行和维护仍会有成本。而且我们也不难设想，在设计项目时，如果我们请当地的教育机构、老师和学生们参与进来，这个多余的试错成本就可以避免。 是什么样的心理因素，让企业家预估行为结果的能力损失到了极点? 我不怀疑企业家的初心，我至今也真诚认为他是一名值得信赖的慈善家。我想，他一定和很多企业家一样，出现了某种心理错觉，一种可以迅速改变世界的错觉，对自己的能力过度自信，对社会体制以及社会风气的刚性又过度低估。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我们有心，我们就能把事办成。我们常常以为，把钱花出去了，把口号喊出去了，事情离做成就不远了。而其实，这才是一个漫长过程的开始。 当然，这里把这个故事搬出来，并不是为了再奚落这名慈善家一番。在真刀实枪的行动面前，我这样的评论者的评论总是很廉价的。只是可叹，如此这般的公益行动，实在是层出不穷，建100所学校，修1000个图书馆，送10000个书包，十万个什么，百万个什么，千万个什么，一亿个什么，一个接着一个，前赴后继。 很多人说，只要是善心，只要关心公益，就值得鼓励。我不大苟同。帮助人需要爱心，也需要诚意和智慧。诚意如何体现，智慧如何产生呢?第一步就是能自省自身的错觉，放下对自身能力和解决方案的自信，以及由于服务对象的默不作声而带来的傲慢，迅速投入到了解服务对象，体会服务对象的具体动作中去。 但这样就不那么轻松了。用一位曾在商业里打拼多年的资深的公益人的话说，公益要解决的问题比商业要难上十倍。而一旦投入到行动中去，去遭遇公益的困难，“我们很行”、“我们很懂”、“我们与众不同“，“我们能改变世界”这样的错觉就会遁形得无形无踪。 也许这是公益的根本矛盾。作为公益人，我们经常面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我们的使命是让世界更美好。这些定义基本上意味着对方是“弱势“的，世界是不那么美好的，因此，公益也吸引了一批具有强烈愿望来改变这一切的人。如果诚意不足，智慧不够，公益工作的性质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优越感。但我们必须放弃优越感，也必须迅速放下我们的愿望，因为愿望本身并没有力量。 改变，需要外部干预，仅靠内部的力量，很多事情不会发生变化。但干预应该是以帮促为目的的活动，对于大多数公益行动而言，助人自助比赠予更为重要。公益的服务对象不应成为被动的受惠者，而且应该成为积极的行动人。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懂得比他们多，不但没有太多好处，反而会让对方更为消极，成为对方成长的障碍。 在这点上，公益有点像教学。老师固然最好知识渊博，但如果老师认为自己懂得多，自顾自地把知识往学生身上灌输，学生不会学得很好。一名好的老师，更应该做的是观察学生，发现学生身上的优势，设立恰当的预期和目标，鼓励其学习和进取，在知识传递上，重点不是把书本上的知识讲给孩子听，而是能知道孩子现在的知识基础如何，并结合过往的基础，让新的知识慢慢生发出来。 这在教育上叫“以学生为中心“，不是”以老师为中心“，也不是”以教材为中心“。如果换到公益上，叫”以服务对象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以解决方案为中心。 这对人的要求显然更高了。我的一位朋友曾在一次讲课中提到，“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莫过于给别人提建议“。 所以，一旦我们觉得我们比服务对象看得更清楚，我们比他们更有全局观，一旦我们觉得我们更明白事理，我们能替他们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此时此刻，我们反而要警醒一下，我们是不是在错觉之中，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错觉之中，我们是不是在做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总爱对别人生活指指点点的人，多少也让人生厌。 最后用《失败的逻辑》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那些试图改变世界的人，对世界的理解大多是十分肤浅的。 与读者诸君共勉！ 来源：凤凰公益

杨钊于第四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主题研讨会上演讲，题为“现代企业家慈善精神的内核”。 2015年9月18日，第四届慈善会最具分量的“善商发展与全球减贫”主题研讨会在深圳会展中心隆重召开。作为新当选的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旭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钊做了“现代企业家慈善精神的内核”的主题发言，阐述了他心中多层面的慈善精神。 杨钊的社会身份，还有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会长、香港广东社团总会首席会长、广州暨南大学校董。多个社会职务，正体现了他对社会事务的积极热心。从1974年开始白手兴家，杨钊在事业成功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几十年来，为香港、内地及世界其他地区扶贫救灾、兴教办学等捐出超过21亿港元。 慈善是共同富裕的路径之一 1967年，杨钊到香港创业，从日薪6元的工人做起，20多年间，把原来规模很小的“旭日制衣厂”发展成为旭日集团，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服装制造和出口商之一，并向金融、地产方面拓展业务，直属公司80多家，员工19000多人，年营业额逾4亿美元。 “过去这么多年，我的企业已经捐赠了21亿港币，覆盖了救灾、扶贫、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41年的经营，当我事业成功、变得富有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我不是为了一直赚钱而活着?！毖铑人担蹦愕牟聘焕刍揭欢ㄊ康氖焙颍欢ɑ崴伎颊飧鑫侍?。 “如果你的财富不拿来跟别人分享，只把它们存在银行，是没有用的，你自己可能很高兴，但这并没有体现财富的价值。只有当你为别人雪中送炭时，财富的价值才会体现出来，而作为一个人，人生的价值，也在于别人是否得到过你的帮助。”杨钊认为，做慈善的初心，是因为人类有天生的爱心和同情心，互相爱护，不仅对同类，对世间万物都是如此。 杨钊笃信佛教，他的财富观念和慈善理念受佛教思想影响很深，然而也非常与时俱进：“中国有一个目标是共同富裕，怎样共同富裕?光喊口号是不能实现的。公益慈善是一种选择?！? 在内地做投资和慈善 都带着爱国之情 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开启，杨钊就毅然到顺德兴办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迄今为止，已在全国11省市建有14家合资企业。他热切关心国家的发展，面对西方发展的困扰和东方发展中的挑战，鲜明地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使东方的智慧和西方的科技相结合，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许这是我们国家民族，以至每个地区和企业走向现代化的成功之路?！? 1985年，针对国内大专院校服装教育太少，与我国主要出口服装的状况极不相适应的形势，杨钊先后捐资3000多万元兴办“学用结合，学工一体”的“西北纺织工学院惠州分院”，使之成为我国中南地区唯一培养应用型服装专才的高等学府。1994年，旗下的惠州大进制衣厂荣获ISO9002认证书，成为中国乃至东南亚制衣业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并成为全国第一家获得《中国进出口免验证书》的“三资”企业和服装生产企业。 杨钊说：“港商在内地的投资，除了事业发展的需要，还有爱国爱乡的感情在里边。香港商界有很深的慈善文化和传统，过去几十年，香港同胞投资在内地的扶贫、教育等非常多?！倍送蹲势笠担铑扔肽诘氐慕涣饕采婕按壬?、文化乃至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在慈善领域，杨钊的理念之一就是要“雪中送炭”，寻找慈善空白点。比如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除了物质支持之外，还邀请当地的领导干部到香港培训，增长见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视野的开放，也是他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优点，杨钊认为：慈善机构不要只是关起门来自己做，要跟企业有机结合、跟社会打交道，把人才和钱财都凝聚在一起，才会壮大力量。 来源：公益时报(王会贤)

2015年9月21日上午，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环境?；げ炕肪撤⒄怪行摹⒐一肪撤褚祷霞矍头鹕绞刑剂萍加邢薰竟餐靼斓摹盎繁４纯土讼钅俊逼舳?，将积极推进环保公益项目进入“互联网+”领域。 环保创客联盟项目将通过“移动互联网+环保”的创新模式为有志环保青年提供先进的技术、环保服务的发展模式、相应的资金支持推动地区环保产业的发展。 这也是环保公益项目首次与“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中华环境?；せ鸹峤邮芊鹕教剂萍加邢薰揪柙?，拟成立“众惠专项基金”，专项支持“环保创客联盟项目”以及“国际环保技术交流平台”等项目，利用“互联网+”的模式，在部分城市试点并逐步向全国推广固体废物智能回收。 环保创客联盟项目将在各地开启环保创客选拔工作，为地方培养创新型环保人才?；繁４纯屯ü肷缜⒀?、商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环保宣教活动，利用CUC智能回收系统开展固体废物回收，根据目标人群的不同开发独立品牌的绿色电商或便民服务等活动。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伟在致辞中提到环保众惠专项基金的成立将聚集一批有创意的环保人才，通过环保创客联盟项目，推动公民的绿色消费，践行低碳生活，同时带动一批青年的环保创业，促进地区环保产业的新发展，从而推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碳联科技有限公司代表陈志雄先生详细介绍了“智能回收体系”使用原理和操作要领。来自全国部分省市环保宣传教育中心和环保NGO组织的代表观摩了“智能回收体系”的演示，并对项目的理念、操作和推广的前景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环保创客联盟项目，拟首先在北京、广州、杭州三个试点城市开展，由当地环保创客团队负责运营“智能回收体系”，促进城市固体废物回收，推动居民的低碳生活，建设一个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 来源：公益时报(苏漪)

    “据统计，大部分白血病患儿医疗费用在10万至30万元，20%的患儿医疗费用在30万元以上，最高为180万元?！奔钦叽?月23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论坛上获悉，按照医学界公认的儿童白血病发病率测算，未来5年，我国0至14岁的白血病儿童将达到5.05万名，其中4.05万名患儿家庭面临着灾难性医疗支出。     高昂的医疗费用使许多白血病儿童家庭陷入困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儿童白血病救助成效及需求趋势报告》表明，少则十几万元，多则上百万元的医疗费用支出，对许多普通家庭来说是“灾难性的”。有75%的家庭表示医疗费用来源不能满足孩子的治疗需求，更有63%的患儿因家庭无法支付医疗费用，没有完成“能救命”的干细胞移植手术。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不断提高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按规定名义上医保报销不低于75%。但实际操作中，受到起付线、医保报销目录、封顶线、异地就医等因素影响，大部分白血病患儿实际报销比例低于50%，其中更有27%的患儿只能得到30%的报销。2013年，我国共有1.1万名0至14岁白血病患儿，大约有90%的患儿需要医疗救助，其中农村白血病患儿100%需要救助。     中国公益研究院负责人表示，全国目前有数百家公益组织参与了儿童大病救助。其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是我国最大的白血病救助机构，10年中累计救助了1.3万名白血病儿童，但目前仍有5700多名病儿在排队等待。     “大病患儿医疗费用高昂，需要政府和公益组织联手，而未来几年，公益救助仍将是大部分因病致贫白血病患儿获得救助的唯一渠道。”有关专家表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只能满足底线需求，而这也是公益救助的空间。     为此，论坛上启动了中国儿童大病救助联盟，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6家公益组织共同组建。联盟将打造针对大病儿童的联合救助机制和救助信息平台，解决我国儿童大病救助结构失衡、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提高特殊困难群体的保障水平，实现对大病儿童的“广义”救助。 来源：新华公益 原文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5-09/29/c_128278666.htm

编者按： 2013年，公益慈善领域基本上形成了“官民共识”，政府有意识地把这个领域纳入到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视野中，人们也更多地参与了进来；2014年，可以称之为“公益规范年”，各大部门出现了一个规范的趋势。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热烈地参与《慈善法》的研讨，在民间社会，也能看到更多自律以及对契约精神的提倡。9月16日下午，在深圳的一场公益讲座中，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做了如上总结。同时，他阐述了行业未来的“十大发展趋势”。根据其现场发言，我们做了如下梳理： 一、公益市场化 未来五年，中国慈善事业体制将从行政模式转为市场模式，慈善市场将起到配置慈善资金的基础作用，公益市场化成为现有体制下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要改变慈善行政化，光靠呼吁没有用，唯有用市场化挑战行政化，要建立市场主体，要参与公益慈善资源的竞争。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组建各种市场要素，包括公益金融，公益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包括公益营销，不但要把事情做好，而且还要大声喊出来……从去年以来，公益市场化已经成为一个洪流，虽然有很多局限和问题，但它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客观的发展过程了。 二、民间化、组织化和专业化 随着公益市场化的到来，政府不断的简政放权，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慈善事业会进一步的民间化；另一方面，随着政策越来越开放，有更多的公益慈善组织注册成立，公益慈善组织的数量不断上升。在民间化和组织化的过程中，又要求公益慈善组织不断提高效率，才能赢得更多的公信力，这就自然而然走向专业化的道路。 三、基金会崛起 自2004年以来，政府采购服务为公益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但在实现市场化、组织化、民间化、专业化的过程中，如果民间组织都依靠政府提供资源，这不利于他们的独立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基金会的崛起是自然的趋势，它将逐渐和政府、国际机构一起，成为非常重要的慈善事业资金供给方。 四、支持性机构出现 未来五年将会出现一系列支持性机构，包括设计、评估、咨询、能力建设、展会甚至社会创投服务等各个方面。这些支持性机构的出现，意味着公益行业的形成，逐步打造出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 五、青少年儿童、社区发展、医疗康复是投资热门 随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青少年儿童、社区发展和医疗康复将是公益投资的热门领域。成熟度比较高的社会组织聚集在这三个领域，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的投入。 六、社区资助将成为重要的慈善资金使用方式 目前，社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灵活的小额社区资助成为重要的慈善资金使用方式，社区基金会将成为重要的载体，资助模式将成为基金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主要合作方式。 七、大量公益资金将转向西部 地方经验仍然会引领公益慈善事业的中国道路，北京、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会成为更加活跃的地区；以地方带动地方，大量的资金将会转向西部。 八、法治原则将得到普遍推广 法治原则很可能在公益慈善领域得到普遍推广，慈善将逐步通过立法来建立规范，公益组织的契约精神将进一步得到强调。 九、互联网+公益 公益慈善将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一点在最近的99公益日得到很好体现，许多公益项目可能还没实施就已经能够募集到很多钱，这种事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发生?；チ嘉羁逃跋熳糯壬屏煊虻乃嘉绞?，与此同时，公益慈善的信息化平台打破时、空、行业界限，促进公益资源对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十、公益慈善事业将引发一系列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 公益慈善事业在未来五年内将引发一系列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协商民主可能会成为公益组织之间的主要沟通方式，同时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将形成大规模的跨界，多元共治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理念。 （注：本文根据9月16日社会建设大讲堂，朱健刚《2015:公益发展的趋势与创新空间的未来》演讲实录整理而成）

资中筠 2015-09-15 18:39 来自 翻书党 字号 【编者按】 资中筠的新书《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最近由新经典文化推出，本文是该书的序，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部分，略有删节。 资中筠 本书自第一版《散财之道》2003年出版以来，迄今已有12年，中间又出过两版，每一版都有增补和更新。第一版只就美国论美国，并未涉及中国，材料截止到2002年。刚好从此时起，中国的公益组织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日新月异，而且本人也因此书之故，开始与中国这一领域有所接触。于是第二版加了有关中国的一章；第三版又有大量补充更新，都是关于中国部分，并附加了一组那一个时期本人有关中国公益事业的文章。美国基金会部分则仍旧。 目前这一版关于美国和中国两部分都有较大更新。美国部分主要是增加了“新公益”。因为近十几年来，一种新型的公益事业在美国迅速兴起，书中缺了这一部分，反映的图景是不全面的。这种新型的公益，概括而言，是以追求影响力和效率为基础，营利与非营利混合的公益模式。最初兴起于英国，开始不为人所注意，后来在美国发展壮大，进入21世纪超出国界，迅猛发展成强劲的潮流。举一个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例子，小额信贷可以算是基于这种理念的一种创举。不过当前的新公益已经远远超出这一种形式，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派生出许多不同的模式，具体操作方式五花八门，新名词迭出，令人眼花缭乱。但其核心内容就是以市场的模式做公益，使公益不仅仅是无偿的捐赠，也可以是一种可盈利的事业。其目标对象当然还是弱势群体，但是不把穷人当作单纯受捐赠者，而是潜在的创业伙伴。若比之乐曲，“创投公益”好比是主题，其他形形色色可归入新公益的组织和模式都是其变奏。 这种新公益的诞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现实需要。其理论的提出者是被誉为经济战略思想家的几位教授，而积极拥抱这种模式，大力倡导并付诸实施的是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他们并非像有人怀疑那样既想得慈善之名，又不愿放弃赚钱，也不是纯粹理想的利他主义。关于发起者的动机，本书第十五章有详细分析。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因素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危机感，弱势群体的实际需要有增无已，而且日益复杂化，单纯的公益捐赠和政府的福利政策都不足以应付。而且如果两极分化的趋势继续下去，政府的税源和传统公益慈善的财力也会日趋枯竭，因此有的学者提出新的公益模式，这一新概念是密执安大学教授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考奈尔大学企业管理战略荣誉教授哈特（Stuart L.Hart）首先提出的，他们创造了“包容性资本主义（inclusive capitalism），和“社会企业”等名词。其含义可称为“全民资本主义”，即设法改变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反对不平等、制约财富向上集中。普拉哈拉德还提出了以全球“金字塔底层（BoP）”人群为服务对象，用市场的手段提供改善经济地位的机会。 事实上，这种新模式在他们提出新的概念之前已经在英、美等国有所实践，而大规模发展是在20-21世纪之交。从民间公益人士到政、商领袖都予以倡导。2014年5月在英国举行了一次带有标志性的会议，主持人是英国王储查尔斯亲王，200名来自27个发达国家的政、商、学界精英济济一堂。主要发言人有拉加德（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克林顿（前美国总统）、马克·卡尔尼（加拿大英格兰银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谷歌执行总裁）、劳伦斯·萨默斯（前美国财政部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哈佛大学教授）等。发言内容的共同点就是目前这种贫富不公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让多数人分享繁荣，就不能算民主社会。卡尔尼说得明白：“正如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孩子一样，不加节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吞噬掉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活力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换言之，他们意识到，两极分化严重的结果是市场购买力严重不足。这不仅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当消费者无钱消费时，商业企业也就失去获利的机会。购买力不足直接威胁到金字塔尖的百分之一的人口的利益，乃至威胁资本主义本身，所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关系到资本主义的存亡。如英特尔的创始人安德鲁·格鲁夫（Andrew Grove）委婉地提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到自由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执着于这一信念而对许多出现的迹象视而不见，这些迹象证明自由市场经济尽管胜于计划经济，还是有改进余地，可以变得更好的?！? 既然资本主义必须改善已经是共识，那么如何解决？百年多来应对这种两极分化有过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必须以市场为基础来进行改良；福利国家部分地缓解了矛盾，但只是在分配这一端进行调整，发展到今天也已弊端丛生；最后一次努力是10年前布莱尔与克林顿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也未能阻止?；某鱿趾头比俚某晒蛏偈思械那魇啤嵘暇透母锓较虼锍傻墓彩叮庸搜д叻⒚鞯摹鞍菪宰时局饕濉闭庖桓拍?。 就美国而言，从小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向贫困开战”，解决贫富不均问题都是民主党的主要议题之一。2015年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大量篇幅也是着重谈论这一议题，并且表明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的决心。传统的政府手段不外乎用财税政策调节，在刺激供应和刺激需求之间摇摆。现在由政商精英们认同“包容性资本主义”，意味着他们支持并参与新公益，而且一旦参与进来，就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福尔曼于2014年在都柏林一次题为“包容性增长的全球教训”的演讲中，概括白宫经济计划的中心元素就是：“提高中等收入、降低贫困比例、更广泛、更加包容性的增长”。与约翰逊的“向贫困开战”计划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着重点在贫困人口，而前者主要在扩大和加强中产阶级。当然在政府政策层面还是反映到税收的大幅度调整，而且一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政府税收政策不是本书的主题。重要的是，政府认识到民间公益的重要性，并主动与之合作，大力支持，把更多的人口圈进从事增产的市场，而不是单纯的以有余补不足，这就是“包容性资本主义”的含义，现在已经是相当一部分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方向。 传统的公益的模式，虽然也强调“授人以渔”，帮助穷人自力更生，但是其程序不外乎先有人不论以什么手段大量积累财富，然后再捐出来做公益。新的模式旨在从一开始就把资本引向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寓公益于商机，用一位创投人士德雷顿的话来说，不满足于授人以渔，而要掀起一场“渔业革命”。各种新名词迭出：“影响力投资”、“包容性商业”、“包容性繁荣”、“创造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演变”……等等，不一而足，其雄心壮志是要改造资本主义。它代表了美国乃至一些其他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精英的觉醒，他们在推动的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悄然进行，也许可以相当于一百年前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也是政、商、知识界、媒体以及平民联合推动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改革。当时被列宁称之为“拯救资本主义”的努力。现在他们自己就明确是拯救资本主义。提出“包容性的资本主义”，其含义还超出“供应学派”和“需求学派”之争。因为把穷人包括进来不仅是提高其购买力，创造需求，而且还要培养更多的投资者，降低“企业家”的门槛，从而加强供应。 还应该强调的是，这场新的革新浪潮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这批有前沿思想的人强烈地意识到今后越来越多的因素使全人类祸福与共，最明显的是环境、传染病无法分国界，贫穷问题也会溢出国界。狭隘的损人利己的所谓“国家利益”结果是以损人始，以损己终。市场经济也一样。所以关注贫富差距、弱势群体，外加生态环境，绝不是一国之内的问题，据此提出以全球40亿的金字塔底人群为目标。如果套用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庶几近之。但是不一定是从道德的角度，而是对全球现实的清醒认识，只不过这些精英眼光看得更远而已。现在还不能认为这一想法已经成为主流，可以预见在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今天，还会遇到强烈的反对。在实践中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最后成效如何，现在尚难预料，但是这样一种代表革新的思潮是值得关注的。 本书第十章论述了美国基金会在历史上与中国的关系。一个不必避讳的事实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蓬勃兴起的无数小的草根公益组织，其资金来源很多是靠境外公益组织的捐赠，在一些默默无闻的有志之士锲而不舍的运作下，为当地不同的领域做了许多惠及民众的工作，也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这些都与政治无关。因为“金字塔底”的人口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其中有相当数量也包括中国人。中国本土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各类草根组织只有少数幸运者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知名的组织，并有了在国内自筹资金的渠道。假如大部分组织都被禁止接受外来资助，受损失的只有原来受惠的中国民众，对境外组织并无损失，它们完全可以把业务转到别的国家，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例如印度就是其在亚洲首选国之一。 一个避免不了的问题是，上述“新公益”模式中国是否可行？实际上中国已经有了少数创投公益和社会企业的例子，如第十六章所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美两国国情迥异，其中最重要的：其一，美国的公益是先从民间发展到政府担负起主要责任；而中国是先从政府原则上全包，到逐步改革引进私人财力。其二，美国主要财力在私人，而中国主要在政府；其三，美国结社是不成问题的，政府要管的只是涉及税收部分，所以公益组织归税务部门管；而中国原无完全独立的民间社团，对社会团体的管理首先是从政治上考虑的。纯粹非营利的慈善公益已经摸索了一二十年，如今营利与非营利的新公益面临的问题更要复杂得多。 创投公益的模式在英美等国已经试验了几十年，有曲折的试错的过程，逐步发展起来，淘汰率相当高。在美国得以发展成规模，既有实力条件也有人文条件，还有民主、法治社会的外部条件。更重要的是基本的诚信氛围。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许多风险和挑战，其倡导者需要经历不少艰难险阻，只有理想坚定、有坚忍不拔的献身精神者最后获得成功。国人善于引进新的名词和口号，“创投公益”、“社会企业”等名词已经屡屡见诸报端，预计很快就会有许多以此为名的组织出现，难免良莠不齐，名实不副。真正有志者需要对困难有足够的预见和准备，严肃认真对待，才能实至名归，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另外也还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支持和规范。这一新事物方兴未艾，我国已经有一批先驱者出现，为行业起示范作用，希望能扎实前进，最后实现规模效应。 2015年3月 《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资中筠/著，上海三联书店 2015年9月版。 录入编辑：顾明

——上?；剿魇嗯κ缴缁岱裼牍芾硇履Ｊ?  　 　　“枢纽组织”，是指在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设立一个组织载体，以服务为导向、合作为纽带、联合为方式、党建为引领，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服务和管理。  　　如何管理好这些近似于社会组织的“神经中枢”，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对上海创新社会治理有重要意义。  　　  指导培训为枢纽“补强”  　　上海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探索与实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参与社会治理体现出三个特征：试、引、强。  　　第一阶段是2006年至2007年，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试在其中”。以普陀、虹口两个区为试点。普陀区委下发文件，明确依托区和街道（镇）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枢纽式管理工作试点。社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开展菜单式服务，包括政策咨询、家庭收养、义工管理、慈善捐助、代理服务等。虹口区以社区活动团队为突破口，结合实际建立了社区活动团队党建工作联系会议制度，使组织、宣传、民政、文化、体育、教育等资源得以整合。  　　第二阶段是2008年至2009年，“引在其中”。比如，静安区探索“1+5+X”社会组织枢纽式管理服务机制，“1”是区社会组织联合会，“5”是指全区5个街道的社会组织联合会，“X”是指全区各行业条线的社会组织联合会。而在长宁区，则开展枢纽型社会组织认定工作，拓展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服务、调解民间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渠道。  　　第三阶段是2010年至今，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强在其中”。2011年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和支持若干具有枢纽作用的社会组织，搭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业务建设和合作共治的平台，逐步形成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律自治的运作机制。  　　关于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上海也做了诸多探索。  　　开展指导培训，帮助社会组织释疑解难。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联手“5+X”社会组织联合会，通过系列培训、专题讲座、业务指导、政策解释、咨询服务，提高社会组织的能力。每年以不同形式开展财务、法律、档案、创新能力、专业人才等专业培训，提升了公益类专业性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能力。此外，“1+5+X”社会组织联合会积极推荐一批草根型的专业性社会组织入驻静安区。他们充分发挥化解人民群众“三最”问题的服务功能和作用，不断散发出“芳草地”的芬芳。通过开展交流合作，区内如“柏万青老娘舅工作室”、“青年预防艾滋病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的合作领域已走向全市，甚至外省市。  　　更多社会组织以第三方身份参与社会矛盾化解，发挥“政府不能，市场不为，社会组织能有作为”的功能，完善和补充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体现社会协同特征。如市妇联实施“知心妈妈”项目，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社工、心理等专业机构参与化解信访突出矛盾，成效显著?；褂幸恍┥缁嶙橹涸鹕缜幕行牡脑俗鞴芾?、社区公共文体设施的维修、策划组织文体活动和承接赛事等。  　　  创新参与方式重在联动  　　实践中，各级政府部门在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时，也注重创新方式方法，重在“引、凝、推、联”。  　　注重引领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方向。如：虹口区社会组织促进会以社会组织参加公益服务项目招投标为载体，探索形成公益服务项目评审体系，使公益服务项目突显需求导向、服务民生特点，造福所在社区。  　　凝聚枢纽型社会组织覆盖的各类成员。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工作重心，应当放在凝聚所覆盖的社会组织成员上，使他们感受到人文关怀。如：针对社会组织办公地点分散、场所窘迫的困难，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着手解决社会组织办公用房的实际困难，腾出原本用于招商引资的一幢楼，再投资数十万元进行整修，引入社区共治自治类、公益服务类和爱心慈善类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三大类14家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有了“家”的感觉。  　　推动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在党建引领下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枢纽型社会组织及其所覆盖的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和作用发挥。如：普陀区完善健全区、街镇、居委会三级社会组织预警网络，普陀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承担了“服务、协调、管理、预警”的事务性、基础性工作，即时把掌握的社会组织信息，定期通报给街镇，实现无缝衔接，有效推动社会组织发展。  　　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联动机制。社会组织小而分散，通过枢纽型党组织建立联动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和作用发挥。如：浦东新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按照行业、专业不同，将全区社会组织分成18个专业组，建立社会组织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开展活动2次，加强交流联谊。  　　  加强调查研究助力未来发展  　　下一步如何将社会组织的“芬芳满地”延续下来，要对全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和管理作调研和思考。结合上海实际，制订枢纽组织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分类指导，分类培育发展一批新的枢纽组织，构建社会组织枢纽式服务管理工作体系。 加大对枢纽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支持，建立枢纽组织及其党建工作制度，完善重要信息沟通联系机制。加大对枢纽组织党建工作的支持，加强枢纽党建工作力量的配置。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将散落在社会组织中的党员凝聚起来，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完善参与基层治理的资金和人才保障，对枢纽组织承担政府授权的有关管理和服务工作及公共事务事项，通过政府购买管理服务等方式，由公共财政给予支持。按照职业化、专业化管理的要求，创新枢纽组织人才引进和使用机制，为枢纽组织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建立社会化的评级和评估机制，对枢纽组织实行动态管理。  　　     记者：顾一琼     来源：文汇报  

——对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现状的调查 本报记者 李佳霖 ▼ 雅安市雨城区上坝小学的学生们在企业捐赠的安全体验教室中进行火灾模拟逃生演练。 ▲ 捐赠企业工作人员在向学生们介绍消防安全知识。程 楠摄 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也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机构，社会企业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它们所得盈余主要用于扶助弱势社群、促进小区发展及社会企业本身发展。它们重视社会价值甚于追求企业盈利。 随着“社会企业”的概念渐渐被人所熟悉，我国新兴的社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不久前举行的首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上，与会者指出，把商业的模式和公益的目标相融合，用社会创新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公益创新的一种潮流。专家指出，社会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和提供民生需求的同时创造财富。社会企业不应以投资者是否分配利润作为标准，而应以其是否以成功的商业模式有效解决了社会问题来评判。 发展势头良好 中和农信是一家专注于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小额信贷的社会企业。用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冬文的话说，“我们是山水间的百姓银行，我们的贷款就是放给那些贷不到款的农民，而且是信贷员上门服务”。 起源于1996年的中和农信，前身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部，2008年转制成公司化运作。中和农信旨在通过无需抵押、上门服务的小额信贷方式支持贫困地区中低收入家庭开展创收性活动，从而实现可持续脱贫致富。 19年来，中和农信累计发放农户小额贷款111万多笔，共计106亿多元，超过200万贫困人口直接从中受益。截至2015年7月31日，中和农信覆盖全国17个省的147个县，其中大部分是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共有有效贷款农户28万户。在内蒙古通辽市、河北省广宗县、青海省贵德县等广大农村牧区，都留下了中和农信人的足迹。 随着“社会企业”的概念渐渐被人所熟悉，我国很多公益组织开始探索社企转型的道路，新兴的社会企业大量涌现，所涉及的业务涵盖养老、残障、教育、生态农业、环保、扶贫、健康等领域，我国的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发展从萌芽期进入了市场构建期。 尽管目前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仍处于分散创新期，但社会企业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社会企业总数近2000家，有机构估算，到2018年，我国社会企业数量将达到5000家。未来我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将出现四大发展模式与趋势，即：民办非企业单位+公司的双轮驱动模式、政府+民间的公私合作模式、公益基金+私人资本的多元投资模式以及公平+效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承担社会责任 创建于2006年的宜信公司已经具有了高科技的时代色彩，成立9年来，公司致力于成为中国普惠金融、财富管理及互联网金融企业。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表示，宜信不只是一家财富管理、普惠金融行业的领跑企业，还是一家科技公司，更是一家社会企业。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宜信帮助几千万小微企业主和几亿经济上活跃的农户建立信用，释放信用价值，获取信用资金，并为他们提供培训等增值服务。 宜信公司目前已经在182个城市和62个农村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全国协同服务网络，通过大数据金融云、物联网和其他金融创新科技，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普惠金融与财富管理服务。宜信坚持“出借而非捐赠”的公益理念，搭建了公益助农、职业教育和小微企业服务三大平台，以可持续帮扶的方式实践着宜信对建设信用社会和扶持弱势群体成长的承诺。 家住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桥头镇胡基沟村的农村妇女沈生梅告诉记者，“这个借款比银行贷款简单很多，对我帮助很大，这几年我家发生了很大变化，车买上了，开了两个铺子，每年收入能有五六万元”。从2010年到2014年，沈生梅通过宜信公司的宜农贷项目累计获得24000元借款。家里的两间破房子，如今已变成了300多平方米的大楼房，年收入也由两三千元增加到五六万元。 像沈生梅这样的贫困妇女，在宜农贷的网站上还有很多。她们来自贫困地区，在现有农村金融体系中无法贷到资金，却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家庭的贫困状况。而宜农贷这样的小额借款项目，正是她们的梦想支持者。 如何助推发展 如何助推社会企业发展？专家提出，政府的扶持和推动至关重要。同时，应鼓励有商业经验、商业资源的企业家支持社会企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应跨界融合，共同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 随着社会企业的发展，一些聚焦于社会企业的投资平台开始涌现。投资原则基本明确：被资助机构应有清晰的社会使命，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同时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回报的双重价值。 目前，由于公益创投投资的对象主要是达到一定规模，实现了稳定的营业收入，需要更大资金投入来实现规?；纳缁崞笠担沟糜酌缃锥蔚某醮雌笠悼是笾肿幼式?，却往往很难获得资助，最终导致项目搁浅。 可以说，国内目前的社会投资缺少双向理解。投资人应耐下心来，充分尊重被投资的社会企业的创始团队的节奏和想法。而对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理解的偏差或不足，也导致了投资人难以发掘优秀的机构或项目。国内的公益仍以慈善为主，“授人以渔”的时代还未真正开启。 因此，对于社会企业是否采取非营利组织的模式运营，是否参与分红，社会各界看法尚有分歧。据悉，国内目前绝大部分的社会企业不分红，社会企业的盈利也都用于公益事业，会有相关部门进行评估和监管。但盈利和分红似乎一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有专家认为，社会企业的投资人可以要求财务回报，比如说对利润进行分红，或者通过IPO的方式寻求资本的退出，这一点完全可以参照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机制。 对社会企业本身而言，税收问题是最大困扰。我国法律体系的框架内并没有社会企业这一术语，类似组织最典型的就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众多社会企业的负责人希望在未来，我国的社会企业能获得税收政策倾斜。